托尼·莫里森《宠儿》中身份构建的后殖民解读

托尼·莫里森《宠儿》中身份构建的后殖民解读【文章摘要】：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是20世纪美国非裔文坛的领军人物，她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文字创作出多部为黑人解放而疾呼的力作。

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是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

当下，国外对其的研究聚焦于于女性主义，种族歧视，后现代主义等话题；国内对其的研究集中于写作手法和思想内容方面。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基于国内外对于《宠儿》的研究，通过对《宠儿》故事情节和黑人女性形象的探讨，运用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概念和弗朗兹·法侬的民族文化观点，研究黑人的身份建构问题，从而揭露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对美国黑人的身心伤害和黑人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讨论黑人在蓄奴制之下变成文化上的“孤儿”，白人阴影下的他者的事实，并对黑人文化身份的重建进行探讨。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宠儿》；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一、托尼·莫里森与《宠儿》托尼·莫里森是20世纪美国非裔文坛的领军人物，也是举世公认的最优秀小说家之一。

她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高超的文学创作水平，探索非洲民族在美国的身份认同困境，尤其着眼于黑人女性的悲惨经历，致力于揭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于非洲民族的迫害。

同时，她带着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将非洲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于作品之中，为非洲文化的延续和传播做出努力。

托尼·莫里森共出版11部杰出的小说，其中包括《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和《宠儿》等。

1993年，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非裔女作家。

《宠儿》发表于1988年，是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她凭借这部作品于1988年获得普利策奖。

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塞丝的黑人女性逃脱奴役的故事。

在小说的开端，塞丝已经成功逃脱奴役，自由地生活了十几年。

但她的家庭早已分崩离析——她的婆婆贝比·萨格斯早年间去世了，两个儿子由于惧怕房中幽灵的骚扰而选择离开。

只有小女儿丹芙留在家里，与她相依为命。

塞丝和丹芙被黑人社区的同胞们排斥，孤立无援。

后来，保罗·D的到来为母女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光亮，他赶走了幽灵，母女二人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开始。

然而，一位自称为“宠儿”的姑娘闯入了她们的生活，塞丝认为这位“宠儿”正是她曾经亲手杀死的大女儿，于是对她百般照顾，以至于耗尽了全部的金钱和精力，甚至失去了自我。

丹芙也认为宠儿是她死去的姐姐，于是每天与宠儿待在一起以寻求陪伴。

保罗·D发现了事情的端倪，试图阻止塞丝和丹芙的坠落，但他失败了，最后选择独自离开。

此时，宠儿变得越来越自私，要求也越来越放肆，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母女二人的生命。

出于对于家庭的责任，丹芙最终走出了家门，主动向黑人社区的同胞们寻求了帮助。

最终，在同胞的帮助之下，她们成功赶走了宠儿，母女二人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

如同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宠儿》展现了非洲民族沉痛的历史，揭示了奴隶制对人的毁灭效应——它不仅毒害被奴役的人，也深深伤害奴役他人的人。

在莫里森的带领之下，无数读者开始反思充满黑人血与泪的黑暗历史，思考在白人文化的压迫下，黑人何以延续自己的文化，努力在黑暗中寻求光明。

小说《宠儿》问世后，许多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分析。

比如黑人心理的视角，黑人的主体性和身份建构视角，宗教的视角，作品中体现的母爱视角。

然而，很少有人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

本文将从后殖民的角度分析《宠儿》中的身份危机和身份建构，运用文化身份理论、民族文化理论和“他者”概念，揭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美国黑人身心的伤害，并探寻黑人文化的未来。

二、黑人身份认同危机在《宠儿》中的体现姓名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每个民族都给予它十分重要的含义，对于非洲民族来说尤其如此。

在非洲传统文化中，当婴儿出生后，会由族中长辈举行命名仪式。

而为了体现血统传承，婴儿的名字后会加上祖先的姓氏。

[1]然而，被贩卖到美国的黑人却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他们被奴隶主剥夺了原来的非洲名字，并被强加上了新的欧洲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不再具有身份认同感，也失去了与族中亲长之间联系的纽带。

在《宠儿》中，“甜蜜之家”农场中男性奴隶的名字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虽然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完全不同的外表，但他们都有一个由奴隶主强加的共同的名字“保罗”。

区分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保罗”后面加上字母“A, D, F”。

这些随心所欲的名字既不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意义，也不能体现血统的传承，只是奴隶主用来区分奴隶的符号。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

[2]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留和继承。

然而，在白人文化的压迫下，在奴隶制的残害下，被贩卖到美国的黑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转而学习英语，黑人的民族语言逐渐被英语所取代。

非洲民族语言系统的丢失不可避免地造成历史上黑人声音的消逝。

《宠儿》中的女主角塞丝在幼年时能够听懂非洲民族歌曲，但在多年以后却无法继续传唱了。

在小说中，塞丝是第二代黑人女性的代表，她承担着将黑人民族文化延续给下一代的重任。

然而，由于失去了使用民族语言的能力，塞丝无法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

这样，非洲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链条就被打破了，非洲人民也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最终失去了个体的身份认同。

黑人同胞之间联系的切断也是黑人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家庭关系被无情地摧毁。

白人奴隶主剥夺了奴隶做真正的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的权利。

无论奴隶们在家庭中扮演的是何种身份，在奴隶主看来他们只是毫无价值的“奴隶”。

在《宠儿》中，塞丝和母亲只见过几次面，贝比·萨格斯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卖为奴隶，保罗·D和他的兄弟们也被迫分离。

由于母子关系和手足亲情被迫中断，单一的黑人家庭制度被迫瓦解，极大地破坏了黑人社区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

由于殖民霸权对于黑人社区政治和文化体系的渗透，黑人逐渐被白人主导的殖民社会所同化。

黑人抛弃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麻痹了自己的思想，选择对同胞的苦难冷眼旁观。

在小说中，为了庆祝塞丝的成功逃脱，贝比·萨格斯慷慨地为黑人社区的同胞们准备了丰富的食物。

然而，这一友好的举动并没有为她赢得更多的支持，反而激起了其他黑人的仇恨和嫉妒。

他们嫉妒萨格斯拥有高于他们的地位，把她的善良误解为傲慢和炫耀。

二、黑人身份重构在《宠儿》中的体现在奴隶制度之下，奴隶们是主人的私人财产，他们的地位几乎等同于牲畜。

他们没有基本人权，也不允许享有家庭关系。

没有人告诉他们祖先们的历史，也没有后代把他们的历史传承下去。

他们缺乏被关注、尊重和爱的意识，失去了被需要和依赖的责任感，逐渐失去了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老一代黑人女性的代表，她受奴隶制的折磨长达60多年，对白人怀有入骨的仇恨。

她目睹了白人对黑人的非人虐待——黑人的命运除了逃跑或被绞死之外，只有被出租或出售。

在萨格斯的一生中，她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最小的儿子黑尔被允许留在她身边，这给了她成为母亲的唯一机会。

临终前，她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得出结论:这个世界上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

[3]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前，萨格斯对于自己的身份一无所知，她不知道白人叫她“珍妮”是她被卖掉时挂在胸前的标签代号。

当她获得自由时，萨格斯被突如其来的自由所震撼，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这是她自我意识迸发的表现。

后来，萨格斯在黑人社区担任领袖，无疑给了她极大的鼓励，让她拥有了重新构建身份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唤醒黑人群体的自我意识，贝比·萨格斯带领黑人同胞来到树林深处的空地上，呼吁大家解放自我，放下被欺辱的痛苦记忆，照顾自己破碎的身体和心灵。

在林间空地上，黑人通过哭泣和舞蹈宣泄内心的痛苦，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

然而，在萨格斯的儿媳塞丝到来后，萨格斯目睹了同胞们对塞丝的排斥和厌恶。

更糟糕的是，奴隶主闯进了他们的家，打算把塞丝和她的孩子们带走。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塞丝选择杀死她一岁的女儿作为最后的反抗。

目睹亲孙女的死亡，萨格斯的自我意识彻底崩溃，新建立的身份完全崩塌了。

萨格斯最终选择了将自己沉浸在色彩的世界中来逃避残酷的现实。

尽管贝比·萨格斯重构身份的努力最终被奴隶制击碎，但她开创性的尝试为黑人女性重构身份作出了榜样。

相较于贝比·萨格斯来说，女主角塞丝始终是一个自尊自爱的女性。

在奴隶制下，黑人女性唯一的价值是生下更多的奴隶，为奴隶主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因此，黑人之间的结合并不同于大众意义上的结婚，但是，与其他黑人奴隶不同，塞丝抱着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经过长期的观察，她最终选择与善良又富有责任感的黑尔结为夫妻。

即使遭到所有人的嘲笑，塞丝依旧期待着自己的婚礼，想象着举行婚礼时的盛况。

她甚至偷偷攒下一些碎布，缝制了一条裙子，作为祝福自己新婚快乐的礼物。

后来，由于无法继续忍受奴隶主的虐待，塞丝怀着惊人的求生欲望，逃到了贝比·萨格斯所在的黑人社区，在那里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

但是奴隶主很快找到了她，企图带走她和孩子们。

在绝境之中，塞丝毅然选择在柴棚里割断了女儿的喉咙。

杀害女儿的极端行为展现了塞丝反抗奴隶制的决心，体现着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也让她的精神迅速崩塌，时时刻刻地活在愧疚之中。

后来，保罗·D的到来给塞丝黑暗的生活带来一丝光亮，在他的帮助和安慰之下，塞丝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霾。

然而，一个自称名为“宠儿”的年轻女子突然闯入她的生活，让塞丝的精神又破碎不堪，迷失在疯狂的母爱之中。

在小说的结尾，因为保罗·D激励的话语，塞丝终于意识到了自我的价值，重构了身份，她不再将眼光沉溺于悲惨的过去，而是面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小说中，丹芙代表了第三代黑人女性。

丹芙的身份重建过程不同于萨格斯和塞丝。

萨格斯耗尽一生重构身份，但她最终在痛苦和绝望中选择了放弃。

而塞丝一直无法放下悲惨的过去和痛苦的回忆，只能在保罗·D的引导之下被动地重构身份。

然而，丹芙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成功地摆脱了痛苦的记忆，重建了自己的身份。

虽然丹芙从未遭受过奴役，但由于塞丝对她过度的看管，丹芙在黑人社区没有自己的朋友，一直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

目睹母亲杀害姐姐，丹芙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即使她深深地爱着母亲，但她无法阻止自己对于母亲的惧怕。

然而，本应给予丹芙更多母爱的塞丝却把所有的爱和关心都倾注在了宠儿身上，这使得丹芙被家人忽视，也被黑人社会遗忘。

在这样的状况下，丹芙渴望关注和陪伴。

正是这种被孤立和被抛弃的感觉，让宠儿的到来成了丹芙的救命稻草，映射出她不完整的自我和缺失的身份认同。

然而，当丹芙发现宠儿到来的唯一目的是无休止地向塞丝索取时，她逐渐开始反思，最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