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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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认识
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是在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间由普列汉诺夫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策略的一部分而首次提出,涉及到无产阶级在联合其他团体,如资产阶级、农民和想推翻沙皇的知识分子时所应有的文化领导权;而后来列宁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强调大众的参与,不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直到葛兰西把文化霸权最终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形成了极富影响力的文化霸权理论。
而要很好的理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我觉得需要明确解读几组概念,这也是我在读了相关文化权的资料后得出的认识。这几组概念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理论,同时也明确的指出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特色之处。
首先是对霸权的表面意义解读。霸权也就是领导权,是一种支配力量,葛兰西在这里更加强调的是对于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而“霸”这个字通常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意义解读,在这里放到文化中来,是因为葛兰西认为文化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后便有了“霸”的含义。霸权又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之分,比如法院、监狱等等是强制性的,而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是非强制性的,在政治社会中,政权的强制性存在使得霸权不可避免,而文化霸权更加注重的是非强制性的那部分,便是制造同意。
其次是对于文化霸权理论中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概念。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誉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马克思和葛兰西都强调了阶级的概念,但是葛兰西对于国家的概念做了相关论述。这一点,葛兰西在上层建筑中做了区分。葛兰西认为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是要靠强制和统治来领导的,具有政治领导权;而后者是通过制造同意来实现,具有同意领导权,也就是说领导权也是分为强制和同意两个方面的。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但同时他又反对这种庸俗的决定论,他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基于此,葛兰西还首创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他的上层建筑概念里,知识分子是联系市民和政治社会的中介,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的管家兼代理人在对于霸权的建立和推广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一个愚民社会,是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中介介入其中进行引导的,这样就不难理解文化霸权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而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的每个人都可以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职能的不同,权力和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已。
第三个重要的概念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包括理论、思想和文本,是一种多元的文化。文化一方面具有创造的正面价值,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拜教物。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受物质现实的制约,它对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影响与反作用。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的主体是超个人的,霸权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所以,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之行动。在葛兰西提出的“有机意识形态”概念中,主体是知识分子,物质载体则是教会、学校、大众传媒、工会、党派等组织团体。这种意识形态由知识分子制造并传播,在文化霸权的实行过程中。文化中这样一群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具有领导文化和总体意识形态的作用。现代社会,宗教、法庭、工会、传媒文化都已经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与工具,统治阶级不是一味的强制性领导,而是含蓄的将对于艺术、法律、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些机构潜移默化到大众生活中去,文化的生产、传输、阐释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这些大众传媒机构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我觉得对意识形态的解读可以分两个角度,一是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领导,二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相互斗争、相互协商和谈判,当国家的意识形态
和被改造、引导中的市民的意识形态达成了一致,文化霸权的建立推广过程也就完成了。一如霍尔对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解读——霸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关于文化霸权理论还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在该理论炙手可热的时候怎么强调这一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都不为过。但是有一点,葛兰西对于霸权和强制的区分貌似很明确,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很难讲霸权和强制划清界限,文化霸权的制造同意很难达到绝对的同意,其中必然会有强制的成分。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还有各国之间的文化交融,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大潮,还是潜在的文化霸权策略或者强制手段。同时对于不同的文化形态,像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它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技术特征和传播途径,所以对于不同文化领域的分析也不可能运用文化霸权理论一概而论。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另外,我觉得在中国还没有达到这种靠制造同意来领导社会的状态,中国的领导层还多是靠强制性的政策、文件来领导来说服公众的。这也与中国的社会体制,乃至文化传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说: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在中国这种由强制领导到制造同意的转换过程应该也需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