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霸权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404000）

摘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当前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它进一步开拓了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赋予了大众文化的政治性。文化霸权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支配关系，而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领导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多元文化格局的重组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构，共同促进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历史性出台。大众文化既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进行全球性扩张的战略要地，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战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坚决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大力发展民族的大众文化，执政党必须通过文化方式牢牢掌握大众文化的领导权。

关键词：文化霸权；大众文化；葛兰西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3-0029-02

一、文化霸权理论的提出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吸取了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提出著名的“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层面，即统治权和领导权，市民社会，以及知识分子阶层。本文则主要阐述其文化霸权中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所谓文化霸权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这里，“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与“统治”有本质不同，“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也就是“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集团在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被统治阶级的所实行的一种间接统治，表明的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社会关系。而“统治”也就是“政治统治权”是指统治阶级依靠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能力对社会政治领域进行统治。政治统治权和文化领导权并总是在同一时间取得，当一个阶级获得政治统治权时，它有可能没有争取到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能为政治领导权的获得奠定思想基础，所以一个社会集团应该在赢得政治领导权之前取得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和粗暴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获得文化霸权，统治集团被迫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做出妥协和适当的让步，让被统治阶级逐渐认同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最后甚至同化到霸权（意识形态）中来。因此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霸权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在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达致妥协的动态领域。可见，霸权的形成即领导权的获取，是通过“赢取积极的认可和信任”，而不单是靠领导者手中的权力强迫被统治阶级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心屈从。

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开拓了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赋予了大众文化巨大的政治可能性。大众文化作为市民社会的一种主导文化形式，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那里，实现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差异。葛兰西的理论原本是描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领导权形成过程，赛义德受到这种分析方法的启示，把这一理论扩展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关系上，就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到了当前全球化状态下国际政治的新特点，看到了政治与文化的密不可分。在此，“文化霸权”演变成了“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霸权是统治者在国内进行文化统治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通常在政治上具有中性意义。而当扩展到文化霸权主义，其通常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文化优势和发达的传媒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文化思想上的控制。

二、文化霸权主义在全球化大众文化中的表现

在全球化的平台，某些强势文化凭借强势的大众传媒，控制和压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文化创新能力，从而中断发展中自主发展文化的进程，逐步丧失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近年来，全球化平台上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又急切地想融入到全球

化进程中。这两者共同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必须和国际社会紧密结合，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这毫无疑问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其它强势文化的入侵。“如果说自由贸易是经济强大的国家渗透、统治经济弱小的国家的机制，那么信息自由流通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给贫穷、弱小的社会的渠道。”[2]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顶级的文化工业强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这支配性角色。美国通常在全球化旗号的掩盖下，在世界范围内大势销售蕴含着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试图把美国的文化符号强加于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的本土文化市场又是文化全球化的最大绝缘体。最近热映的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系列在中国受到极大的欢，这个系列电影表面上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符号，比如熊猫，中国功夫，春节等，然而在种种中国文化符号包装下传输的却是美国人的主流思想和信念，比如个人英雄主义，追求自我理想的实现，可以说，大众文化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同本土民族文化的奋起抵抗的场域。我们让观看影片的同时，也被灌输了西方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认同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甚至向往西方文化，从而自下而上地冲击我国的的传统文化。

费斯克曾提出大众消费中包含两种经济，第一种是金融经济，第二中是文化经济。大众消费的文化经济中大众消费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文化符号意义和社会意义。文化经济的意义在于消费者可以辨证地对大众文化进行不同的理解和消费，消费者在享用文化产品时不一定就全盘接受生产者原本要赋予它的意义，可以部分同意甚至反对文化产品所呈现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消费呈现多元性，是对自上而下的文化统治另类的反抗。因此，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大众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与快感，永远处于形成和变化之中。[3]大众文化产业化的现代意义不仅表现在信息交流模式方面，更是扩展到在文化空间方面。在美好和公正的的掩饰下，全球化的实质却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达国家之间交流的不平等性。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中，西方国家并不使是总占据优势。当西方中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后，发现语言体系中处处有不利于本阶级的词汇，再加上文化领导权掌握不牢固，于是为了文化霸权主义的推行，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既得权利，常常用单薄的新词汇来取代内涵丰富的旧词汇。[4]当今，“中产阶级”，“小资”等词汇已流行于大众文化的语言之中。通过词汇替换，文化霸权主义改写了大众文化的语言体系；通过全球化，文化霸权主义侵蚀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土化，文化霸权主义企图在发展中国阻碍其本土文化发展。

三、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大众文化中的表现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浪潮的袭来，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并且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连精英文化也要吸取其营销策略和表现形式。因大众文化而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度威胁到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我们大众文化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文化产品的匮乏，而是精神空虚，信仰缺失，享乐主义盛行所导致的领导权旁落。因为大众文化和微观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市场化运作中鼓吹消费主义，并趁机建构自身话语权，同时阻碍其他文化的发展和语言体系。大众文化发展至今，与政治意的关系愈加明显。这样以来，我们就应当正确指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将其融入到当代文化发展框架中来。要合理指导大众文化的发展，在可控制范围内协调好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平衡关系，有利于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本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主流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就初步提出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正确战略思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文化”，表明着党中央已经在国内掌握文化领导权。正确的战略思想凝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创新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中央能取得文化领导权与民众的忠心拥护密不可分。当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新的战略思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培养“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到世纪之交，中共中央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理念。特别是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