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内容提要】西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形态与立场都比较复杂，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了一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观。

一、文化帝国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是从对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入手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文化工业的关系，认为文化工业与科学技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制造了消费主义观念，从而不仅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甚至科学技术本身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还只是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有关对国际上西方大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统治的批判，也形成了对" 文化帝国主义" 的批判理论。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始于法兰克福学派激进批判开始时的20世纪60年代，在70—80年代得到发展，其中以萨伊德的《东方学》最为突出。

90 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达到高潮，1991 年美国学者汤林森写出专着《文化帝国主义》，1993 年萨伊德发表了《文化与帝国主义》。

此后，有关这方面的着作不断问世，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与认识日益深入。

如果说从60 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前，帝国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的话，那么现在，全球化则取代了这个概念。

这样，"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最近的话语描述又是和" 后殖民文化批判"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紧密相联的。

" 文化帝国主义" ，最常见的用法大概就是指在帝国主义原来政治、经济、军事的殖民统治意味以外，再加上文化的殖民、侵略与霸权。

据考证，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许勒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被首度被使用和诠释的。

二次大战之后几十年间，大约有将近100 个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的地区成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国家，仍然在经济上与文化上严重依赖着少数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

就传播与文化领域来说，西方几个大型通讯社主导了全球信息的流通与诠释权，美国好莱坞电影更是席卷了绝大部分新兴国家的市场，国际文化的交流出现严重的失衡，新兴国家的文化发展空间被严重地挤压。

许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研究过这种现象，并就美国的大众传播政策与结构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控制进行了批判。

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许勒开篇就表示他的研究是架构于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

他认为华勒斯坦的观点有三个要点，第一是资本主义追求极大化利润的逻辑，是首要的切入点；第二是国家之间存在着层级结构；第三是这个层级结构的剥削关系是三个层次（即中心、半边陲和边陲）。

许勒说，"我认为，当今的文化帝国主义，可以透过这些要点获得理解" 。

他接着说，" 世界体系的文化—传播部门，必须同整个体系连系起来共同发展，并且促进整个体系的目的与目标"，因此"文化—信息的呈现，大体上，尽管不是完全的，是被那些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财货与劳务之生产的同一些市场动力所决定的" 。

[1] 许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生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并不在对讯息诠释的同质化，也不在一般性的文化消费面向，而是集中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型态的跨国支配。

总之，"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

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致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

[2]" 文化帝国主义"被不同的学者界定为经济先行、文化是目的倾向的"文化帝国主义" ，或者是文化先行、文化是辅助经济与政治进行支配的工具倾向的" 文化帝国主义"。

前者这样来界定文化帝国主义：" 运用政治与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与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

"[3] 后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文化上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目标。

有论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有三种方式：一是在理论层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

二是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传播它们的文化，例如通过电视、国际互联网络、书籍、刊物、广告使广大民众耳闻目睹。

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使人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西方化。

[4]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比较复杂，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分开来看，" 文化" 与"帝国主义" 本身就是复杂而争议颇大的词，再加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连用，就进一步扩张了"文化"与" 帝国主义"原来就难以界定的意义。

虽然一开始就对概念加以界定的研究方法具有限定研究内容与分析范围的好处，但它也存在着忽视概念本身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变动特点的缺陷（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方法上的矛盾）。

这里，本文的处理方式是并不尝试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而只求能够抓住这个概念的实质特征，以及它在不同理论形态中的表现形式与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变化趋势等（也就是注意其运用的语境）。

这样，有些表面看似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暗中支持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有些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好像是在解构文化帝国主义，其实是在建构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

就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而言，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只有具体考察与评论这些理论才能揭示其思想实质。

二、萨伊德的东方学研究萨伊德的《东方学》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被认为是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

萨伊德认为，西方人制造出的东方学是被当作一种西方认识东方的框架与视角，它以西方对东方的支配、霸权为基础上让西方处在有利地位而替东方讲话的东方学，这种东方学本身是西方创造的一个理论与实践体系。

例如，萨伊德在分析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后，认为西方人对西方的文化生活的理解，霸权这一概念必不可少，" 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

"[5] 长久以来，西方就有一种欧洲民族与文化优越于非欧洲的民族与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交织在他们的东方学研究中，因此，东方学是欧洲人的东方学。

总体来说，萨伊德通过对东方学文学文本的分析，主要是想解决或阐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想回答：上层建筑的总体层面和文本研究、历史研究存在着怎样的微妙与精心策划的关系？西方政治帝国主义在政治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方面如何影响了东方学的研究？其二是想弄清楚东方学话语的政治情境。

东方学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反映，其话语本身当然和粗俗的政治权力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它直接表达的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阴谋颠覆东方话语，而是说它是在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通过与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的互动（如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与道德权力）创造出来的（并存在于这一互动过程之中）的话语体系。

东方学虽然在表面与直接的形式上并非是西方文化霸权伎俩的表达，但它确实是在西方的霸权观念中、在单个文本的背后意蕴中隐藏着其操纵、控制、甚至吞并的愿望与意图。

《东方学》出版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政治背景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反映，这样，实际上就存在着对《东方学》的大量形形色色的误读。

正如萨伊德自己指出的那样，他的《东方学》并不是要制造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但确实有人对它误读了，并且有两种观点相反的误读还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一种就是认为书中体现了反西方论的倾向，认为整个西方就是被西方所殖民所支配的东方的敌人。

第二种是认为一个掠夺性的西方和东方学正体现了对伊斯兰和阿拉伯的侵犯。

实际上，按萨伊德自己的看法，他要反对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东方学的本质主义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暗示了一个不变的东方本质，也同时暗示了一个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实质，并造成两方的割裂与对立。

东方与西方在现实中都是多元的、动态的与复杂的。

萨伊德的意图是认为没有与" 东方"" 西方"这样的词其相对应的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本质，他的《东方学》不是想去加强与永久化东西方政治与文化的对立，而是试图减轻这种对立，并指出对立的可怕后果。

因此，萨伊德更希望人们把他的《东方学》解读成为一种持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倾向，而不是认为他坚持排外、孤立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

当萨伊德说" 人文研究是以理想的方式寻求对强加的思想限制的超越以实现一种非霸权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 时，[6] 我想，他想强调的还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理解，而不是想强化差异与对立（萨伊德当然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差异，他也认为民族和文化差异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是起作用的，他否定的是把差异看作是无法消解的对立的观念），他批评的是民族主义中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生活的环境、历史与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样，才能以和平对话方式缓解这两个民族之间无休止的冲突。

萨伊德正是在他后来的《东方学》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任何一种对其进行一元化与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分析以其着作《文化帝国主义》为代表。

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若要对其分析与考察，则从这个概念可以理解的范围与谈论的方式而言，他认为有四种途径：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 民族国家" 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话语。

应当指出的是，汤林森虽然借用了福柯的" 话语分析" 理论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力求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外表，但实质上他还是消解与否定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