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整合的原因及历程

三教融通的原因及过程

一、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中华文化犹如大海,

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

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

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

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

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牟子理惑论》中言佛:

佛者,号谧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

宗绪。佛之言觉也,忧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在汉代,佛教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中国社会对它甚是陌生。为了便于认识与了解,人们便把它同当时所熟知的文化相联系,如将它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把佛教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看作如儒家三皇五圣一样的神仙,或者是道家的元祖,可以飞行变化、超越生死、分身百亿。对于佛教的教义,同样以儒道的思想来进行比附。《牟子理惑论》中说: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忧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或于外类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_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之”

为了更好的解释佛之道,佛教徒将它与道家思想扯上关系,认为佛之道是引导人们去追求无为的,与道家“澹泊无为”之道相同,其后又将老子自然之道稍加修改,将佛道二者统归于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功

用中来。作者认为佛道与老子自然无为之道及其儒家的五常之道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最终的社会功用是一致的,即“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所以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但它与儒、道一样,其存在和发展是合理而且必要的。《牟子理惑论》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征引糯、道思想来为佛教辩护,试图论证佛教与传统的儒、道思想并无二致,从而拉近三教之间距离,使本土的人们能够顺利的接受佛教。

自《牟子理惑论》提出儒、释、道三教一致论以来,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支持者们在不同时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道路、提供帮助。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三教并重、三教一致的观点更加频繁地被名士、佛教徒私}道士提出。东晋名士孙绰著《喻道论》,用道家无为解释佛教: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

其后更是将儒释二家相等同,特别强调“儒佛一家”说，

如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柯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儒家学说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主导,因此,调用儒佛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除此,晋宋之际的宗炳在《明佛论》中提

出:

教化之发,各指所应,……儒以弘仁,道在抑动,皆已抚教得崖,莫匪尔极矣。虽慈良无为,与佛说通流。而法身泥渔,无与尽言,故不明耳。且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宗炳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因“各指所应”,在教化的言论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际的社会功用却是相同的,即均同归于善,在此,三教一致论再次被明确提出。

南齐时张融在《门律》中指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认为佛与道虽因“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然而两者迹异却本同,也即是本同而末异之论。张融本身是道教信徒,但他力主佛道之间“同源定本”,本根相同,在他临终时遗命“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足见他对三教思想的重视,并倡导三教并重。

梁武帝崇信佛教,是融合三教关系的集大成者,他以皇帝的身份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力主融合儒释道三教,以助于王化。他曾作《述三教诗》: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怒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帷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