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

重庆谈判作为抗战胜利后国内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1978年以来，在关于重庆谈判的史料编撰出版方面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重庆谈判资料》[2]、《重庆谈判纪实》[3]、《重庆谈判纪实》（增订版）[4]等一系列资料。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该书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基本囊括了目前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有关档案、资料。同时，在增订本中还加入了周恩来和王若飞于1945年10月至11月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八次谈判的相关资料，以及约20万字的回忆文章，作者包括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国民党谈判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美苏外交官等。可以说，《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谈判最为全面的资料集。

由于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诸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在重庆谈判历史背景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举行重庆谈判的目的就是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5]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是有所顾忌。国民党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因而，蒋介石选择了举行谈判来争取时间。”汪朝光也在《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中国时局的演变》[6]一文中指出：“虽然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用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需一定时间，以及在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再行发动内战，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举行重庆谈判。”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7]一文中提出：“1945年8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使得蒋介石看到了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的希望。由于发动内战的时机不成熟，蒋介石于是将对中共的策略由最初的军事方式转变为政治和谈的方式。这个策略上的变化，促使了蒋介石发出和谈的邀请。中共方面在最初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也颇为意外。但是根据一段时间的分析观察，中共也意识到当时是有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当时的局势来看，和谈将更有利于中共一方。”吉珊珊也在《中国的命运由谁来主宰？——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8]中指出：“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是为了向全国以及全世界表明，他们不是内战的发动者，而是和平、统一的倡导者。”董友岚在《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述论》[9]一文中也认为：“国共双方和谈都是有诚意的，都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张小满在《论促成重庆谈判的四个方面》[10]一文中进一步提到：“国共双方实际上都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国民党政府力争的是和平统一，而中共争取的是和平改革。”这些新观点对于传统观点起了深化和补充的作用。此外，美苏在促成重庆谈判中的影响也成为了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美苏对于促成重庆谈判起了重要作用。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11]中提到：“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

后雅尔塔体系所达成的默契。”但是，就具体问题来看仍有不少分歧。杨奎松在《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12]一书中认为：“中共之所以同意和国民党政府谈判，并非决定于蒋介石，而是决定于美国；同样，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同意和中共谈判，主要是蒋介石相信中共背后站着苏联。”牛军在《赫利尔使华与抗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13]中则认为：“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方面顿时面临巨大的压力。赫利尔立即利用这一时机，促成了重庆谈判。”艾晓宁在《苏联对国共重庆谈判的态度及其影响》[14]中也认为：“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订当天立即向中共方面发出和平谈判的电报，是因为蒋介石认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会瘫软下来，因而急不可待的发出了电报。”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在此期间，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复杂的斗争。近年来，不少学者也对重庆谈判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对重庆谈判分期问题的研究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杨奎松在《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中，将重庆谈判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随后转入正式会谈。王沛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共谈判述略》[15]一文中也将重庆谈判以9月21号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田宏在《解放战争全记录•卷一——和战之间》[16]一书中则将重庆谈判划分为三个阶段：8月29日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9月4日至9月21日为商谈实质性问题阶段；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17]进一步提出，重庆谈判应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之间所进行的正式磋商。

在中共军队以及解放区政权这两个重庆谈判的核心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国共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协议。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就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执意要取消中共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因而国共双方并未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只能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继续谈判。但是，根据近年来新史料的发掘，学者们对此也提出一些新观点。张波在《试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18]中引用周恩来的讲话，指出在重庆谈判之中，国民党政府实际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量，没有达成协议的是地区问题和政权问题。汪朝光所著《中华民国史》中也提出：中共在原则上同意了20个师的建制问题，从而使谈判难题之一的军队问题得以“暂时解决”。

关于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的妥协让步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共方面在谈判期间做了多次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却执意不肯让步，使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对此，张小满、宋广伟在《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的妥协与让步》[19]中认为：在重庆谈判之中，国共双方都做了妥协和让步，但让步的程度是不同的。中共方面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了早日实现国内和平，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国民党政府只是为了实现其政令军令的统一而作出了有限的让步。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也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传统观点认为这充分表明了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丝毫的诚意，是在用谈判来准备内战。对此，田宏在《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定及其转变》[20]中指出：这一时期内的国共军事冲突，更多的应表现为国民党政府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以取得在和谈中更为有利的位置，决不是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进一步指出：国共方面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直接给对方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是为下个阶段作战略上的准备。在重庆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实际都在全力备战。因而，重庆谈判实在算不上是为发起军事进攻争取时间或是打掩护。

此外，关于重庆谈判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有大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张小满的《论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团组成的特点》[21]、《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22]；李美子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统战活动》[23]；谭炳华的《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策略和实践》[24]；张先领、张伟的《重庆谈判中党的斗争策略述论》[25]……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重庆谈判的研究领域。

重庆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是因其签订于十月十日而获此名。但就其本来的名称，学术界并不统一，出现了诸如《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等多种称呼。对此，张小满在《<双十协定>本名辨析》[26]中，对《双十协定》的名称进行了分析考证，最后认定其本来的名称应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对于《双十协定》的内容，学术界的评价也有很大分歧。黄友岚在《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述论》[27]中认为：“《双十协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都未获解决，因而国共双方均不满意。”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则认为：“尽管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都未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重庆谈判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对于蒋介石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中则提出：“《双十协定》对于国民党政府最大的收获是中共方面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

关于重庆谈判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传统观点认为其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8]中就认为：“通过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为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学者们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一问中就提到：“事实上，重庆谈判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和平与内战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也是不确定的。”邓野在《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29]中也认为：“重庆谈判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它的主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