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姚鼐的散文

简论姚鼐的散文

刘守安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借别人之口说过“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为其桐城乡贤方苞、刘大鏪张誉;他作为刘大鏪的学生、作为桐城文人而作此宣传,也不无以文章自诩之意。清代文章当然并非“尽出桐城”,但方、刘、姚确是文章高手。就姚鼐而言,他既重古文,又重时文,被誉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与方、刘所处时代不同,身世、经历、个人性格亦不相同,因而其文章的内容、形式都有个人的特点。对此,学界或褒或贬,似乎具体的考察分析不够。此文拟对姚鼐之文再作一些考察分析。

姚鼐文集16卷、文后集10卷中共收入论、考、序、跋尾、题辞、书、赠序、寿序、策问、传、碑文、墓志铭、记、赋、祭文、说等文章300余篇,从文体上看,包括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典型的议论文是文集中的几篇论、议,其他还有一些序、跋、书等也基本属于议论文。收在其文集中的考证文章有数十篇之多,除文集卷三的文章标明为“考”外,其他有不少序、跋尾的内容也主要属于考证。属于记叙文的是记、传、碑文、墓志铭等,有些序、赠序、书等则往往是议论与记叙兼而有之。姚鼐为人写的墓志铭、碑文、传、祭文较多,在300余篇文章中,此类文章就有100余篇。

(一)

桐城之方苞关心国计民生,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其文章多有论析与记叙;刘大鏪愤世嫉俗,在叙写坎坷的人生境遇时对现实也有尖锐的抨击。而姚鼐从总体上看,不太关心现实,其文章较少直接触及时政,内容比较狭窄。姚氏之文少有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对“乾嘉盛世”的礼赞,同时也较少尖锐抨击时政、揭露社会阴暗面之语。这是姚与方、刘有所不同的。乾隆二十七年,皇帝第三次南巡,时姚鼐32岁,在家乡写了一篇《圣驾南巡赋并序》。此赋赞扬乾隆之南巡,“亦欲道乡里之民情,述睹见之所及,以扬盛世辉光之万一”。这是姚氏文集中仅见的一篇歌功颂德之作。时姚已数试而未中,大概有借此得皇帝赏识之意。以后他仕官及归隐,未再见有此类文字。

慑于文网高张,姚鼐对时政较少直接批评。但从其文字中也能或隐或显见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姚鼐文集中有《议兵》一篇,论兵民之分,认为“兵必习战,农必习耕”,不可“兵民相兼”。他说,近世“动以百万之师,决胜于呼吸之顷,屠灭之惨,川谷流膏血。军旅数动,则士长齿槁馘于营幕之中,当此之时,士率知战斗而已,居则暴桀,而与人若不同类,固不可伏居井里。而民不苟非习于兵者,亦不可使之复为兵矣”。但是,“今之营伍,有战兵,有守兵,不习知战守之事,顾使之杂为,捕伺盗贼,诘私贩、娼妓、赌博之任无不与,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为有司?况兵藉是名而恐蕑取财,扰地方为害者,有之矣”。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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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批评了兵之扰民,官吏失职的严重问题。鼐曾任职于兵部、刑部,对此方面情况比较熟悉,此《兵议》是有针对性而发的。

姚鼐入仕后仕途顺利,但他于44岁时急流勇退,称疾辞官还乡,其中原因,姚鼐文中未见具体透露。如读其《重雕程贞白先生遗稿序》,我们似能从中悟出姚氏辞官之举的原因。明洪武之时,程贞白献治国之策,深得朱元璋赏识。及燕王朱允?起兵破京师,废惠帝,程贞白于“靖难”中被惨杀。在此“靖难”中,名臣方孝儒(正学)被处死并灭十族。姚鼐于《方正学祠重修建记》中述此事说:“而靖难之事,于今为近。正学先生本儒者之统,成杀身之仁,虽其心不必后世之我知,而后人每读其传,尤为慷慨悲泣不能自己。”明代“靖难”之史事距姚鼐之时已历三百余年,姚鼐尚言“于今为近”,感慨万端,而入清以来多少次文字狱之惨状,更该如何呢?姚鼐未敢着一辞。但他说“事变无常,非人智所可料”,确为姚氏对时政的总结。戴名世、方苞之“《南山集》案”,方孝标之“《滇黔纪闻》案”,均发生在桐城人身上,这不能不使姚鼐不寒而栗。姚鼐也是借言明朝史事以说当世。乾隆一朝,特别是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文字狱案大小达数十起,姚鼐深感“事变无常”,让汉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姚氏“以疾归”的原因之一。

姚鼐为一正直的、性格内敛的文人,他的以疾辞官,一是因清廷的文化专制主义,畏于仕途之险恶;二是入乾隆朝,学界汉学大行,考据派学者视文辞为小道。姚鼐虽入四库馆,但与人论事不合,不被重视,姚鼐深感荦荦寡和,于是激流勇退。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前者不好言明,而后者在其序、书等文章中多有述及。姚鼐辞官,实际上也是怀着一种孤怀与忧愤,这种心境在其文章中也时有坦露。《赠程鱼门序》是乾隆三十九年他辞官即将离京时赠给老朋友程晋芳的。此文先叙述了二人的结识、交往,表达自己将“屏于江滨田间以自息”之念。姚鼐感叹道:“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天地万物之变,人世险夷曲直好恶之情态,工文章者,必抉摘发露至尽。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见恶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称邪?”姚鼐深感进难、退难,写文章(宜被“见恶”)亦难,最后语鱼门曰:“鱼门处盛名之下,车马尘杂之间,其将释知遗形,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者也。然则鱼门终免世网罗缯缴之患也已!”程晋芳(鱼门)也将归隐,姚鼐此赠序感情真挚,言辞切切,一种孤独凄凉之情蕴于字里行间。他的另一篇赠序《赠陈伯思序》也是在离京前写给朋友的。姚鼐借言庄子、列子,表达自己“外富贵,淡泊自守”之志。

姚鼐归隐之后,还写过一篇《复张君书》。他还乡三年,京中有友人来书劝其回京任职。姚鼐的复函甚为恳切。他一方面陈述了自己家中“始反一年,仲第先殒,今又丧妇。老母七十,诸稚在抱,欲去而无与托,又身婴疾病”,不能返京的具体情况,同时又陈述了个人关于进退等等的看法。姚鼐对不能返京表示歉意,措辞委婉,但不再出仕的意见明确而坚定,“于行止进退之间,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姚鼐虽有更深的隐忧未能书之纸上,但我们已能体察到他对世道时政早已看得透彻。当他选择了辞官归隐之路,就说明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他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而“从容进退”,头脑是清醒的。

乾隆皇帝不许天下臣民“以天下为己任”,在那个时代,姚鼐不关心时政,对民生疾苦也极少涉及,但对文坛、士风却格外关注。不论是为官之时还是退隐之后,他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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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　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