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姚鼐的散文

简论姚鼐的散文
刘守安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借别人之口说过“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为其桐城乡贤方苞、刘大鏪张誉;他作为刘大鏪的学生、作为桐城文人而作此宣传,也不无以文章自诩之意。

清代文章当然并非“尽出桐城”,但方、刘、姚确是文章高手。

就姚鼐而言,他既重古文,又重时文,被誉为桐城派集大成者。

姚鼐与方、刘所处时代不同,身世、经历、个人性格亦不相同,因而其文章的内容、形式都有个人的特点。

对此,学界或褒或贬,似乎具体的考察分析不够。

此文拟对姚鼐之文再作一些考察分析。

姚鼐文集16卷、文后集10卷中共收入论、考、序、跋尾、题辞、书、赠序、寿序、策问、传、碑文、墓志铭、记、赋、祭文、说等文章300余篇,从文体上看,包括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

典型的议论文是文集中的几篇论、议,其他还有一些序、跋、书等也基本属于议论文。

收在其文集中的考证文章有数十篇之多,除文集卷三的文章标明为“考”外,其他有不少序、跋尾的内容也主要属于考证。

属于记叙文的是记、传、碑文、墓志铭等,有些序、赠序、书等则往往是议论与记叙兼而有之。

姚鼐为人写的墓志铭、碑文、传、祭文较多,在300余篇文章中,此类文章就有100余篇。

(一)
桐城之方苞关心国计民生,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其文章多有论析与记叙;刘大鏪愤世嫉俗,在叙写坎坷的人生境遇时对现实也有尖锐的抨击。

而姚鼐从总体上看,不太关心现实,其文章较少直接触及时政,内容比较狭窄。

姚氏之文少有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对“乾嘉盛世”的礼赞,同时也较少尖锐抨击时政、揭露社会阴暗面之语。

这是姚与方、刘有所不同的。

乾隆二十七年,皇帝第三次南巡,时姚鼐32岁,在家乡写了一篇《圣驾南巡赋并序》。

此赋赞扬乾隆之南巡,“亦欲道乡里之民情,述睹见之所及,以扬盛世辉光之万一”。

这是姚氏文集中仅见的一篇歌功颂德之作。

时姚已数试而未中,大概有借此得皇帝赏识之意。

以后他仕官及归隐,未再见有此类文字。

慑于文网高张,姚鼐对时政较少直接批评。

但从其文字中也能或隐或显见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姚鼐文集中有《议兵》一篇,论兵民之分,认为“兵必习战,农必习耕”,不可“兵民相兼”。

他说,近世“动以百万之师,决胜于呼吸之顷,屠灭之惨,川谷流膏血。

军旅数动,则士长齿槁馘于营幕之中,当此之时,士率知战斗而已,居则暴桀,而与人若不同类,固不可伏居井里。

而民不苟非习于兵者,亦不可使之复为兵矣”。

但是,“今之营伍,有战兵,有守兵,不习知战守之事,顾使之杂为,捕伺盗贼,诘私贩、娼妓、赌博之任无不与,是直有司事耳。

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为有司?况兵藉是名而恐蕑取财,扰地方为害者,有之矣”。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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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批评了兵之扰民,官吏失职的严重问题。

鼐曾任职于兵部、刑部,对此方面情况比较熟悉,此《兵议》是有针对性而发的。

姚鼐入仕后仕途顺利,但他于44岁时急流勇退,称疾辞官还乡,其中原因,姚鼐文中未见具体透露。

如读其《重雕程贞白先生遗稿序》,我们似能从中悟出姚氏辞官之举的原因。

明洪武之时,程贞白献治国之策,深得朱元璋赏识。

及燕王朱允?起兵破京师,废惠帝,程贞白于“靖难”中被惨杀。

在此“靖难”中,名臣方孝儒(正学)被处死并灭十族。

姚鼐于《方正学祠重修建记》中述此事说:“而靖难之事,于今为近。

正学先生本儒者之统,成杀身之仁,虽其心不必后世之我知,而后人每读其传,尤为慷慨悲泣不能自己。

”明代“靖难”之史事距姚鼐之时已历三百余年,姚鼐尚言“于今为近”,感慨万端,而入清以来多少次文字狱之惨状,更该如何呢?姚鼐未敢着一辞。

但他说“事变无常,非人智所可料”,确为姚氏对时政的总结。

戴名世、方苞之“《南山集》案”,方孝标之“《滇黔纪闻》案”,均发生在桐城人身上,这不能不使姚鼐不寒而栗。

姚鼐也是借言明朝史事以说当世。

乾隆一朝,特别是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文字狱案大小达数十起,姚鼐深感“事变无常”,让汉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姚氏“以疾归”的原因之一。

姚鼐为一正直的、性格内敛的文人,他的以疾辞官,一是因清廷的文化专制主义,畏于仕途之险恶;二是入乾隆朝,学界汉学大行,考据派学者视文辞为小道。

姚鼐虽入四库馆,但与人论事不合,不被重视,姚鼐深感荦荦寡和,于是激流勇退。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前者不好言明,而后者在其序、书等文章中多有述及。

姚鼐辞官,实际上也是怀着一种孤怀与忧愤,这种心境在其文章中也时有坦露。

《赠程鱼门序》是乾隆三十九年他辞官即将离京时赠给老朋友程晋芳的。

此文先叙述了二人的结识、交往,表达自己将“屏于江滨田间以自息”之念。

姚鼐感叹道:“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

天地万物之变,人世险夷曲直好恶之情态,工文章者,必抉摘发露至尽。

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见恶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称邪?”姚鼐深感进难、退难,写文章(宜被“见恶”)亦难,最后语鱼门曰:“鱼门处盛名之下,车马尘杂之间,其将释知遗形,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者也。

然则鱼门终免世网罗缯缴之患也已!”程晋芳(鱼门)也将归隐,姚鼐此赠序感情真挚,言辞切切,一种孤独凄凉之情蕴于字里行间。

他的另一篇赠序《赠陈伯思序》也是在离京前写给朋友的。

姚鼐借言庄子、列子,表达自己“外富贵,淡泊自守”之志。

姚鼐归隐之后,还写过一篇《复张君书》。

他还乡三年,京中有友人来书劝其回京任职。

姚鼐的复函甚为恳切。

他一方面陈述了自己家中“始反一年,仲第先殒,今又丧妇。

老母七十,诸稚在抱,欲去而无与托,又身婴疾病”,不能返京的具体情况,同时又陈述了个人关于进退等等的看法。

姚鼐对不能返京表示歉意,措辞委婉,但不再出仕的意见明确而坚定,“于行止进退之间,有跬步不容不慎者”。

姚鼐虽有更深的隐忧未能书之纸上,但我们已能体察到他对世道时政早已看得透彻。

当他选择了辞官归隐之路,就说明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他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而“从容进退”,头脑是清醒的。

乾隆皇帝不许天下臣民“以天下为己任”,在那个时代,姚鼐不关心时政,对民生疾苦也极少涉及,但对文坛、士风却格外关注。

不论是为官之时还是退隐之后,他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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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对风行的考据之风深为不满,许多序、书等文章直陈己见给予尖锐批评,颇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

他说自己:“性鲁知门音,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复汪进士辉祖书》),“以仆蹇,不明于古,不通于时事,又非素习熟于今之贤公卿与上共进退天下人材者”(《复张君书》),“鼐蠢愚无所识,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废学,为海内贤士大夫所弃宜矣”(《复秦小岘书》)。

姚鼐此类不无愤激之语在其文章中多见,似作自我否定,实际蕴含着其执着的作人、为学志向,也反映也他愤世嫉俗、不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态度。

(二)
姚鼐所作记人述事之文甚多,如寿序、传、墓志、墓表等,或受人之托,过誉之处难免,但姚鼐善于选材,尤注意一些官吏、士人的善政、德行,记叙其廉政秉公、为民兴利除害之事,具有一定价值。

如《方恪敏公家传》写直隶总督方观承之事迹。

方为乾隆时一很有作为的名臣,办事干练,注重调查,善于用人,政绩显著。

姚鼐择其为政之要述之:“直隶为天下总汇之区,人事糅杂纷扰,不易靖安。

乘舆岁有临幸,往来供张,而公在任,又值西征军旅之兴,所过备置营幕皌粮,柔调桀悍。

公处此皆储备精密,弛张得宜,卒未尝少舛乏,而于民居无扰病焉。

”姚鼐还写方治水秉公行政,审理民事狱案准确等等。

在封建时代有如此官吏,甚为难得。

当有人上疏弹劾方观承时,体察实情的乾隆皇帝说:“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竭蹶。

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方观承之勉力支持也。

”(《清史稿・方观承传》第324卷)
《周梅圃君家传》记叙周克开任宁夏之宁朔知县时,“明晓事理,敢任烦剧,耐勤苦”,策划督导当地农民修渠治水,“用日少而成功远”。

后周克开调任浙江粮储道,姚鼐记叙其在此任之事迹,于最后说:“梅圃,乾隆间循吏也。

夫为《循史传》,史臣之职,其法当严。

不居史职,为相知之家作家传,容有泛滥辞焉,余嘉梅圃之治,为之传,取事简,以为后有良史,取吾文以登之列传,当无愧云。

”姚鼐为周克开所作之传,简明精练,突出其“循吏”之事迹。

姚鼐对其文亦甚满意。

《实心藏铭并序》记叙兵部尚书总督浙闽事务之汪志伊:“政绩之美”,述两事:其一是申处山而一杀人案件时重事实,重调查,反复验证,力排众议,使错案得纠;二是汪氏督东南漕运的情况。

“东南之漕,为天下至重,公为粮道及浙藩,尤能清理之,而官运充。

自昔江、汉泛溢,沈浸民田或数十年,且数百里。

公督湖广时,奏请建闸?河,而建立堤工亲往督视,用财实而工巩,至今为利。

”《南园诗集序》是为乾隆时工书画、善诗文的钱沣的诗集所作之序,其中着重记和糰专权用事时,钱沣不畏权势,指摘其奸的情况:“当乾隆之末,和糰秉政,自张威福。

朝士有耻趋其门下以希进用者已可贵矣。

若夫立论侃然,能讼言其失于奏章者,钱侍御一人而已。

”此序还记钱沣敢于与和糰及其余党作斗争,核实贪赃的山东巡抚国泰罪状,使其得到严惩。

《武亿墓表》也写和糰党羽仗势为虐,武亿作为博山县知县,不畏权势,机智地惩处和糰的爪牙。

武亿虽遭和糰暗算而被革职,但还是打击了和糰党羽的气焰,“民皆为快”。

《江苏布政使方公墓志》写方昂作为饶州知府惩治以“捕私盐”为名而扰民的污吏,写他在江苏任职时将治理“吏治不善”和“民俗之恶”作为头等大事。

姚鼐写人记事,注意写人生平事迹中之大者、要者,“非关天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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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则不取,实际上在写人记事中也涉及当时的吏治、民情等时政的诸多方面。

乾嘉时期,清王朝表面上似乎维持着一种安定局面或者表现出某种繁荣,但上下贪赃枉法成风,吏治日趋腐败,百姓贫困化加剧。

姚鼐为文表彰记叙一些官吏的善政德行,同时也揭露一些社会的腐败现象,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如《广西巡抚谢公墓志》中所写:
公为知府时,即明决于吏事,所持
坚正,上官虽异意而不能夺,屡以善绩
称于江淮矣。

及为藩司,其时各省官帑
多缺,或公私相瞀,阅历数官,前后援
倚,所亏愈多,不可复补。

公持身廉洁,
而智能究郡县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赢
绌相补。

任使尽其能,操纵当其时,故
所莅不数年,无造怨于吏民,而能完久
亏之额。

这里一方面说明了谢启昆任地方官具有理财之政绩,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乾隆年间的吏治、财政状况:各级官吏上欺下瞒,地方财政亏空,“官帑多缺”,各省皆然,国库管理:公私相瞀”,一片混乱,可谓积重难返。

再看《高淳邢君墓》中所记:
乾隆三十四五年间,高淳大水,坏
民庐舍,既而大疫。

君多所赈施,以济
民困,又为设医药葬埋。

至五十年大旱,
民病尤亟,君尽出藏谷千余石以食众,又
假贷数百金以佐施。

《中宪大夫松太兵备道章君墓》中记: 乾隆五十年,安徽大眚,桐城尤甚。

君时在松太,闻之,出万金以救饥者。

又
以籴谷以赈,必骤长市价,乃先于他处
购山芋、玉米数千石运至,所全活无数。

既而又为疫死者葬埋。

还有《章母黄太恭人墓志》中也记叙乾隆五十年安徽之灾荒情况:“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继。

太恭人适在里,睹大哀之。

”《兵部侍郎巡抚贵州陈公墓志》载:“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饥,米升至钱五六十,暴民胁众为攘。

”上述所引是姚鼐文中所记之自然灾害造成的百姓饥寒交迫在生死线上的挣扎的情况,还有一些文章述及贪官污吏对下层人民的欺诈盘剥,如《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所记;《奉政大夫江南候补府同知军功加二级仁和严君墓志》中记严守田为官所遇之事:
初任阳江且,未至境,有迎吏来,与
君语少习,见君囊贫甚,诱君以利。

君
问何以取利,吏曰:“邑有卖浆者,殴人
死,而多引富室,系数十人矣。

君至咸
胁以罪,千金立致也。

”君曰:“诺。

”至
县日,即坐堂上,出所冤系囚,尽纵之
去,独留一囚讯之,囚即服罪,卖浆者
也。

迎吏捧牍在侧,下痛杖黜之。

是
时方倾市来观上新令。

见君治此吏,欢
呼动地,君名声一日大起。

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姚鼐不太关心国计民生,但也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吏治腐败,灾荒频仍,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在其文中多有述及。

他要写人记事,就需要从社会生活中选取材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现实的诸多方面。

有论者曰,方苞“不以文人自居,时有生民在念”,“姚则纯粹古文家,文章虽多,无一语涉及民间疾苦者”。

通览姚氏文集就会发现,上述对姚之评论太绝对化了!
(三)
姚鼐为文少涉及时政,但他对自然山水却表现出一往情深。

姚鼐被传颂的名文大都是山水游记,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媚笔泉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记》等。

有的文章如《左仲郛浮渡诗序》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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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游山水的文章,但基本内容也是歌咏山水。

厌倦了仕宦生淮的姚鼐,似乎要把精神寄托于自然山水。

乾隆三十九年底,他辞官归里之前曾自京专程去游览泰山。

他说:“余驽怯无状,又方以疾退,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

”(《晴雪楼记》)在姚鼐心目中,官位越来越觉得无可留恋,而家乡江淮的山水却吸引着他这个宦海中的游子。

他每每赞美家乡自然风光之美:“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江淮间山川雄异”(《吴荀叔杉亭集序》)。

他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中说:“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

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常隐然与人之心相通。

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

”姚鼐于孤独、失落与感伤之际,深感无生命的自然山水“隐然与人之心相通”,因此他对山水的描写总是十分生动、细致、形象、亲切、充满感情。

如他回忆青年时期与朋友同游家乡之山水时所描写:“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其声浪浪,矶衞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

诸客皆歌呼,举酒更醉。

”(《左仲郛浮渡诗序》)《歙胡孝廉墓志铭序》中记:“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

寺虽多颓毁,而空静幽邃,多古松柏。

君携徒稍葺治,读书寺中,其意萧然。

余昔主紫阳书院,去寺不十里,尝与往来;或至夜月出,共步溪,林迳寒窈,至今绝可念也。

”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钟情于自然山水是姚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为官仅十余年就毅然退归江淮间,一是对仕宦生涯的厌倦和担忧惧怕,再是山水田园之乐对他具有一种吸引力。

南归不久,他便畅述过自己的游览山水之志:“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泰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

”(《左仲郛浮渡诗序》)中国文人总是有进、退和入、出两条路,居朝庙之上,为“进”,为“入”,处山林田园,则为“退”,为“出”。

姚鼐选择后一条道路,“思屏于江滨田间以自息”,欲逃避尘世的风险与烦忧,自觉地去贴近自然。

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非因未中试或被罢免官职),反映出姚鼐的人生理想与审美趋向。

姚鼐平生“好乐山水”,这在其许多文章中都有反映。

他不仅在青少年时代就遍游家乡山水名胜,而且在出仕之后也每不放过山水之游。

就在他辞官回桐城之前,他还冒风雪严寒匆忙专程自京去游泰岱、灵岩。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登泰山记》)。

他于农历腊月28日与好友朱子颍同登泰山,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

他们不顾“大风扬积雪击面”,“坐日观亭待日出”。

此次登泰山之后,他写了脍灸人口的《登泰山记》。

刚过除夕,他又跋涉百余里去长清游灵岩,之后写有《游灵岩记》。

乾隆四十年他归故里,当7月他与友人游桐城北山之双溪时,“大雨涨溪”,他与朋友不得不于墓舍“留之累日”(《游双溪记》)由观山水他感叹身世道:“余以不才,不堪世用,亟去,早匿于岩舕,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乐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同上)姚鼐主讲于扬州、安庆、南京诸书院授徒著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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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登山渡水,乐而忘返。

如在扬州时,“往来江上,过北固、金、焦山,每与客登临,爱其山川雄秀而旷深”(《许春池学博五十寿序》)。

嘉庆三年,姚鼐主江宁书院,时已68岁高龄,尚携子游苏杭山水名胜。

姚鼐过丹徒又访老友王文治,“君邀之涉江,风雨中登焦山东癉阁,临望沧海,邈然言蝉蜕万物无生之理”(《中宪大夫云南临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志》)。

姚鼐认为,名山胜水的奇姿异态,都是“天地之文”,读此大“文”能涵养人之心志,增人智慧。

这些“独绝之异境,非亲览不知”。

他说:“佳山水”名绝著,为古今贤士君子所颂叹,四海之内可百余区。

虽其所以称盛之故大体略同,而其间各负绝异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俪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

君子因此身遇,览天地之至文,以养神明之用,是为智而已。

”(《宁国府重修北楼记》)读姚鼐之文,注意到他“好乐山水”之方面,对了解其生平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姚鼐钟情于山水自然,明显地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这在其文章中多有反映。

姚鼐曾著《庄子章义》,对《庄子》其书有较多体悟。

他在此著之序中说:“《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

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庄子章义序》)。

“天人自处”、“与造物者游”,便是抛弃名缰利索,在大自然中超越利害、生死,身心获得最大的自由,这便是一种大化之境。

姚鼐认为,人要“遗世事而乐其生”,就要亲近山林涧壑。

庄子说“天与人不相胜”,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天人合一”,人对自然应有一种认同感,亲和感,能这样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真人”。

姚鼐在《赠陈伯思序》中说,“去古既远,功利狙诈益用”,庄子、列子“始欲一返乎质,使人各全其真,其言虽不中,救世之心可谓切矣!自周及魏晋,世崇尚放达,如庄、列之旨。

其时名士外富贵、淡泊自守者无几,而矜言高致者皆然。

”人要“返乎质”,“全其真”,就要远离充满“功利狙诈”的尘世,“外富贵”,投身于自然的怀抱,与大化同流,在自然万化中求生命的安顿。

“遗世事而乐其生”,这便是庄子所言之“善其生”。

姚鼐对庄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是理解和认同的,这也正是他“好乐山水”的思想根源之一。

(四)
以上我们从内容方面对姚鼐之文作了些考察,从文章的写作特点方面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注意。

善于选材,言之有物。

姚鼐之叙事文多为应用文,或应人之约请而写,这类文章大都易于浮泛,内容空洞。

但姚氏在经营此类文字时,注意选较有意义之材料,取类熔裁,不作泛泛而论。

如《南园诗存序》,并未泛泛评钱南园之诗,而是重在写其人,写其人又集中写他与权臣和糰斗争之事,以突现钱氏的刚正不阿。

《朱竹君先生传》写朱筠奏请皇帝从《永乐大典》中寻阅世未见之书等,为促成开设四库全书馆尽了力量;入四库馆后不依附权贵,卓然自立;朱氏内友于兄弟,外好交游,学识渊博,提携后进。

姚鼐选择此三方面写出了朱氏的人品。

《袁随园墓志》先写袁牧家世、仕试、居官及终居江宁随园之大略,接着着重叙述袁枚40岁后“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继补叙其为官亦有政声,最后述其卒年、后嗣及墓葬情况。

袁枚在世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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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可述之事甚多,姚鼐突出写袁枚是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天才,抓住了人物的主要方面,不枝不蔓,选材精当,显示出姚鼐的熔裁之功。

叙述描写,言之有序。

方苞标准文章“义法”,最简单的解释是“言有物”谓之“义”,“言有序”谓之“法”。

如果此为桐城文章之“家法”的话,那么姚鼐之文章是完全合乎乡贤之遗教的。

他的一些记叙文,多以叙述为主,间有描写穿插,安排恰切,言之有序。

如姚鼐文集中有若干篇“记”,或记游,或记人述事,叙述与描写并用,自然生动,富有情致,文学色彩较重,多被传颂。

这些文章如清人所评,“纡徐卓荦,撙节括”(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如广为传诵的《登泰山记》,先概括介绍泰山之位置、形势,登泰山的时间等,接着按登山的顺序叙述和描写泰山之山势、景色,远近之风、雪、雾、云、树、石、亭、祠、石刻等,描写有致,使人如临其境,历历在目。

文章有过渡,有高潮,集中渲染了日出之壮丽景象及山顶风光,布局合理。

其他如《游灵岩记》、《游媚笔泉记》、《游双溪记》、《吴塘别墅记》、《观披雪瀑记》等,都能做到如姚鼐所说,“文体和而正,色华而不靡”(《陈仰韩时文序》),描写、叙述自然有序,格峻气清,显示出古文家姚鼐的写作水平。

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姚鼐的一些议论文、考证之文等,大都结构严谨,论事说理,观点鲜明,考证精当,逻辑性强。

如《翰林论》、《李斯论》、《议兵》等文章,都能紧扣议题,多方论述,努力实践他所主张的“义理,文章、考证”的统一,显示出姚鼐不愧是文章高手。

文辞雅洁,朴华有度。

姚鼐主张为文应“当乎理,切乎事”,这便是“言之美”。

姚氏之文很注意语言的文雅、精练、准确,叙述、描写、议论之语,均作到朴华适当,表达自然,文气灌注,富有神理。

如姚鼐为一些友人所写之诗文集之序,写人事,述交游,评诗文,语言丰富而准确,且富感情色彩。

如《朱二亭诗集序》、《方恪敏公诗后集序》、《南园诗存序》、《左笔泉先生时文序》、《海愚诗抄序》、《左仲郛浮渡诗序》、《张冠琼遗文序》、《食旧堂集序》等。

《张冠琼遗文序》是姚鼐为其妻弟之遗文集所作之序。

此文写冠琼为学勤苦,才而早卒。

其中一段写道: 冠琼为人专静,淡于交游。

余初婚
后,间至其家,问冠琼何弗见,外姑江
安人笑曰:“吾儿避人如女子也。

”须臾
呼至,坐逾时,默然而已,后乃益亲。

然
亦寡闻其言,独每见,依依向余人不忍
离,可念也。

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
良医,遂不救。

此段文字用白描写手法,朴素、简洁而细致,刻划出了人物的状貌、性格,很有归有光的文章风格。

姚鼐为文善用比喻,这也是其文的一个特点。

如《复鲁薭非书》中以“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等比喻“阳与刚之美者”,以“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比喻“阴与柔之美”;《答翁学士书》中以善射者无定法”比喻写诗文无法;《礼笺序》以江海之深广比喻六经的博大精深:“有入江海之深广欲穷探其藏,使后之人将无所复得者,非至愚人不为是心也。

六经之书,其深广犹江海也。

”运用比喻能使文章说理透彻,且使文章生动形象,富有波澜。

(作者单位:首都师大书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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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姚鼐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