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

张天翼讽刺小说中的果戈理影响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天翼受到俄国作家的影响是很多的,果戈理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他对张天翼的影响及张天翼对他的接受。

关键词：张天翼、果戈理、影响与接受张天翼，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家。

学名张元定，号一之。

1906年9月10日生于南京，原籍湖南湘乡。

他是继鲁迅之后与老舍并峙的讽刺小说家，以他那泼辣、犀利明快的讽刺手法“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

”[1]他的讽刺手深受许多以讽刺见长的外国作家的影响。

一果戈理（1819～1852），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译介到中国，到1920年至1936年间果戈理的作品基本上都被翻译到中国，对张天翼等中国作家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在北大求学时，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经常与友人周颂棣讨论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

“对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家，他最钦佩的是果戈理，其次是契诃夫、莫泊桑。

”[2]张天翼在《自叙小传》中说：“当时我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

然而,我也因此下了更大的决心来学习和写作,好像就是这些老师的指导之下一样。

”[3]这使得张天翼有可能接近果戈理，受他的影响。

果戈理对张天翼的影响首先是“含泪的笑”的讽刺手法。

所谓“含泪的笑”，果戈理自己表白说:“凭着神秘的运命之力，我还要和我的主角携着手，长久地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

”[4]就是说，作者把“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揉合一起，历览人生，同主角携着手，在痛苦的笑声中，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果戈理擅长于发掘生活中的可笑而可悲的成分，加以无情的讽刺和揭露，擅长在笑声中“以饱含…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暴露生活的猥琐、庸俗和空虚。

”[5]果戈理说：“我总是喜欢嘲笑那种内在可笑的东西。

”[6]张天翼在《论〈啊Q正传〉》中说：“这是用笑来否定那些灵魂上的丑病，并且笑的那么深刻，那么有力”，“这笑——倒是常常带着讽刺，带着轻蔑，有的时候甚至还带有几分憎”，但“这笑又使我们在笑里带着眼泪。

”[7]如果戈理的《外套》中的马施奇金的“外套”和张天翼的《包氏父子》中老包的儿子包国维，“外套”和包国维分别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可这希望在同样黑暗的社会里，都遭到彻底的毁灭。

他们为努力改变命运的过程“不但很可笑，并且也很悲哀，在笑的背后还滚动着火热的眼泪。

”[8]从张天翼的讽刺小说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果戈理这种讽刺手法的意味，这是他们共同的特色，他们都以“笑”来嘲讽罪恶、无耻为己任。

果戈理说他要在《钦差大臣》里把“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9]写《死魂灵》目的是为了全俄罗斯。

张大翼则写尽了3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无一不在他的讽刺范围之内。

“含泪的笑”作为果戈理和张天翼共同的讽刺艺术，但他们这一艺术也有不同之处。

果戈理在嘲笑畸形病态人物的庸俗与丑恶时，往往具有自居意识，他说：“对我的这些人物，我除了赋予他们以自身的龌龊行径外，还把我本人的丑陋行径也赋予他们”，[10]可见果戈理与他笔下的人物融为了一体，他对这些人物的嘲笑、讽刺，实际也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让自己充当被嘲笑和被讽刺的对象。

张天翼却不同，他早期小说的是爱——憎的模式，这“爱”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意识和他那诙谐幽默的家庭，这“憎”则源于在青少年时代的复仇思想。

“爱”与“憎”代表了张天翼对现实审美判断的两种对立情势，往往难于控制，很容易走极端，“一憎恶起来就憎恶得要死，而一爱起来就一定非眼泪鼻涕直流，弄得连抓笔的手都软绵绵的不可。

”[11]这种爱—憎模式之下，他很少有自嘲自讽的成分。

在后来的创作中他逐渐改变了好走极端的毛病，而更多地转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对自己的爱憎有了较强的自持力，如他的《清明时节》、《速写三篇》和《陆宝田》等。

其次，果戈理小说那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也对张天翼有很大的影响。

果戈理善于利用情节，能够从那些表面上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的、荒诞离奇的事件，发现其合理性，并通过艺术加工，把这种事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必然性，如他的《鼻子》、《外套》和《钦差大臣》等都具有情节的荒诞离奇，特别是他的《外套》以“荒诞”的手法,给我们揭示了荒诞的结局;荒诞的结局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遐想和惊喜。

当一个弱小的小公务员的身形与一个高大的有力量的幽灵”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形象所寄寓着的“意味”和情趣”是发人深思的。

果戈理是张天翼最钦佩的作家之一，他非常喜欢果戈理的那些情节荒诞离奇具有喜剧性的作品，他说：“果戈理的小说和戏剧，如《鼻子》、《外套》、《钦差大臣》等，情节往往离奇古怪的，讽刺很露骨，但看了之后，总觉得他所写的并不是故弄玄虚，有意编出来的，而是人世间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实”，[12]比如张天翼的《欢迎会》这出丑态百出的闹剧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相近，都是由误解性的矛盾构成的荒诞情节。

这种由人及事件造成的荒诞离奇的情节，在果戈理的小说中广泛存在，“他从果戈理的社会喜剧学里找到情节的紧张、离奇、讽刺的露骨与入木三分。

”[13]尤其是他的《鬼土日记》，“它不是在左翼文坛之外，而是在左翼文坛之内显示出了一种怪诞的、讽刺的色彩。

”用“怪诞手法，放大地，扭曲地、极为尖锐而又高度变形地显示现实阶级社会的阴森恐怖又滑稽可笑的荒诞性，写得趣味横生，令人忍俊不禁。

”[14]三，夸张手法的运用。

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写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等，给读者造成鲜明的印象，达到讽刺和鞭挞反面人物的目的，如《死魂灵》中泼留希金非男非女的装束，像“刷马的铁丝刷”的胡子；他走过的“道路就用不着打扫”等，就是在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形象。

在张天翼的作品中我们可很容易发现果戈理夸张手法对他的影响，如他的《我的太太》、《仇恨》等作品。

与果戈理适当的夸张不同的是，他善于汲取漫画艺术的夸张、象征、比喻、想象和幻想等手法，加以融会贯通，用以描绘自己的人物形象，比果戈理写得更为夸张甚至过火了点儿，如《仇恨》中对“蛆”、“脓”、“血”的过火夸张，作者这样写是想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同情心，但这种夸张对于读者来说就“好像硬被人拖去参观了残酷的杀场面，这时候所有的并不是流着热力的感动而是一种生理上的打击或厌恶。

”[15]另外，在张天翼的小说中也有对人物癖好的过火夸张，如《我的太太》中那个一流鼻涕眼泪便往墙上抹的太太；《砥柱》中黄宜庵喜好搓脚，闻脚臭的习惯等，这种对人物怪异癖好的描写“确是可以相当的表现某一个人的特点，但是这特点仅是表面上举止言行的特点，与这人的性情脾气并无大关系。

”[16]如他写《我的太太》中的女主人公爱损鼻涕、甩鼻涕的习惯，写得那么细腻，实在毫无美感价值，让人读了心里很不舒服，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正如作者自己说：“作者仅仅抓住人物的小动作口头语之类来分别他们，那当然不够。

而我正有这毛病”，[17]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张天翼这一毛病而否定他作品的文学价值,他的夸张并不是非真实的夸大。

他对人物事件的夸张描写也自有他的真实性，他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与他受的外来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生活经历、性格及审美期待视野有关。

二张天翼受果戈理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首先，伟大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转化，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上的革命。

由于斗争的需要，中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作品（主要是俄国文学和饿东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

而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伴随着翻译的大潮堂皇地走进中国文坛。

果戈理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著作有助于中国人民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引起张天翼等中国作家强烈的共鸣。

张天翼说：“俄罗斯几位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使我感到特别感到亲切：…….。

这不仅因为这些作品里所写的生活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好像他们笔下的人物正是我们在本国所常见的一样，而且他们在作品里提出了生活所提出来的重要问题。

正因为这样19世界俄罗斯文学作品就对我们特别亲切,影响也较大。

”[18] 另外30年代的左翼文坛，从艺术运动、理论、口号，乃至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等，都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人们把俄苏文学当作“导师和朋友”（鲁迅语），那时由于“左联”的倡导，向俄国文学的学习借鉴蔚然成风，俄国文学从普希金、果戈理到契诃夫，高尔基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直接催生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了鲁迅、周作人、茅盾、张天翼等一大批作家，张天翼在他的学习、创作过程中不可能脱离时代、脱离文学传统、文学氛围，他也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其次，张天翼对果戈理的接受，还有一种文化心态作基础。

张天翼出生于一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诙谐来自“爱说讽刺话的”父亲和“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的二姐。

”[19]他幼年时候读的中国古典小说和近代小说给他带来了中国古典讽刺传统，而林译小说则使他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崇尚个性，好走极端的特色。

独特的家庭气氛和个性气质，对中国古典讽刺传统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偏爱铸成了张天翼特有的审美心态，这种心态使张天翼在面对西方外来影响的同时总是以自己特殊的个性为出发点，去寻找能迅速接近自己审美的敏感区，能与自己的深层文化心理需求达到契合性的同构与对应，果戈理就是以这个同构对应者的身份出现在张天翼的接受视野中的。

这种影响又与鲁迅有关。

果戈理的作品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译介到中国，鲁迅是译介果戈理的先驱者，他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有关于果戈理的介绍：“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里（N.Gog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20] 1918年还发表了与果戈理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鲁迅晚年还抱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非常喜爱果戈理的作品，他说果戈理是他最爱看的作者之一。

由此可见鲁迅受果戈理的影响很深，其作品的形式或者讽刺手法、人物刻画等方面都受到果戈理的影响。

他特别推崇果戈理所写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和“没落人物”，推崇他的“含泪的微笑”。

张天翼是师承鲁迅的，是鲁迅的忠实学习者,从20年代末期张天翼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到为鲁迅先生扶柩送葬，他都始终崇敬与跟随着鲁迅先生。

他在《自叙小传》中所列举的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中就有鲁迅，而且是唯一一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

此之外他还研究过鲁迅，写过关于《阿Q正传》的论文。

在创作过程中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关心，因此他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也喜欢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受果戈理讽刺艺术的影响，这是一种间接影响即通过中国作家接受外来影响，这也是张天翼接受外国文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