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工艺美术历史发展概述

20世纪的工艺美术历史发展

20世纪的工艺美术可以划分为传统工艺、现代工艺和民间工艺三大部分，依据自身发展变化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30年代之前；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50至60年代；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80年代末至90年代。30年代之前，伴随大量廉价的外国机制商品的涌入，以皇家宫廷工艺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工艺在激烈的中外商品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宫廷工场经历了由惨淡萧条到彻底解体的过程，原来倍受禁锢的良工巧匠在民间组织起工场、作坊或商会，将属于宫廷皇家的技艺传播到社会，传统工艺由封闭的深宅大院走向民众。

尽管传统手工产品一时难以和汹涌而来的机制产品相抗衡，但传统工艺在民国初年一度仍有所发展。由于小生产者的保守意识和传统习惯阻碍着对社会需求、发展趋势的思考，加上海外市场对中国传统工艺出于猎奇心理的欣赏，现代早期工艺生产只是囿于传统工艺的范畴，一时间社会上仿古之风大盛。紧随仿古之风而来的是仿洋风的兴起，此种生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性大萧条期间曾一度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应与满足了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由于当时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加上中国社会对大工业生产缺乏基本的认识，同时对民族工业生产传统的加强与重视在这一时期呈现薄弱的态势，一时间许多新式工厂纷纷破产倒闭。战后外国工业产品迅速地将中国产品逐出竞争市场，中国的仿制品根本不具备与舶来品抗衡的力量。可以说，仿古与仿洋风气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仿造技术的提高和中国新装饰风格的产生，中国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匠师与作品，并在国际博览会上荣获奖牌。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艺术风格日趋粗陋简单，艺术价值日渐低微。

与此相反，紧随时代的变化，以图案设计、书籍装帧和商业美术为代表的现代工艺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得到长足发展。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成长，新兴都市意识与新的社会结构带来生活方式与消费需求的变化，新技术、新材料的认识与初步运用，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和现代工艺思想的进步，成为促进现代工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工艺的衰落、希冀实业救国的构想和西方工艺思想的影响，唤起蔡元培、颜文梁、陈之佛等一批有识之士的爱国热情和图新意识。他们纷纷针砭时弊，抨击传统的落后因素，积极肯定工艺美术于民族振兴的现实意义，主张学习西方的经验并保留传统的精华，强调工艺生产为大众服务的方向和经济实用的价值取向。一时许多工艺美术家参与到工艺美术创作设计活动中，在上海、天津、广州和香港等城市形成一支专业或半专业的队伍。工艺美术教育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施行，如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开设过手工、图案等课程。进入中华民国后，更有蔡元培提倡美育，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许多美术专业学校都设立了图案系科并采用新式教学方法，为现代工艺美术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吕凤子、陈之佛、颜文梁、雷圭元、李有行等人曾为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中国的现实迫切需要在经济领域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而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则迫切需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这样，作为传播媒介的图案、书籍装帧和包括商标、广告、包装和店面装饰在内的商业美术率先发展起来，服装设计、室内装饰、工业设计等现代工艺也在起步或初露端倪。

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中国民间工艺美术集中体现着劳动大众的需要。随着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商品经济和都市文明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到古老的民间文化中，民间工艺美术逐步向平民化、商品化方向过渡。而且这一特点在某些地区表现明显，特别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周围地区，这一部分民间工艺逐渐失去质朴、粗放的乡土品质，日趋精巧工细、严谨雅致，而在现代文化尚未影响的广大内陆地区，民间工艺仍按照其自身的规律生息发展，并保持着其不同于商品的属性和固有的美学品质。

30年代至40年代，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大地上，工艺美术赖以生存的生产环境完全被战火摧毁，工艺美术品的对内销售和对外销售道路暂时中断，大量手工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或转业，甚至流离失所。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传统工艺虽保持某种程度的生产，但相对情况也十分惨淡。即使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局面依旧不稳定，国民党政府无暇着力恢复生产，传统工艺美术凋零不堪。而现代工艺由于受到战事的影响，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规模也仅局限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但这一阶段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和思想气氛增进了工艺美术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观念，使这一时期的现代工艺在风格和形式上都比前期具有更多更强烈的民族色彩，显现出刚健明快、清新有力的特点。

伴随动员宣传抗日的浪潮进一步提出的以大众化的形式和语言唤起民众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发现了具有深厚基础的民间艺术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这个年代一批文化人如徐悲鸿、钟敬文、黄苗子、丰子恺、孙福熙、徐蔚南等，都曾对民间美术做出高度评价和肯定，并亲身进行过一些搜集、整理、介绍和研究工作。钟敬文等人于1937年在杭州筹办中国首次民间美术展览--民间图画展览会，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第一次。此后，大规模展开的对中国民间美术的搜集、研究，范围扩展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如庞熏琴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岑家悟对西北边疆地区民间美术都曾做过专门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以后的解放区，古元、陈叔亮等一大批美术家深入民间，在广泛生动的生活中收集了大量剪纸、泥塑和木版年画，加以宣传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创作出许多为普通战士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带有新兴特点的工艺美术生产如陶瓷、玻璃、染织、木器、编织、装潢等也应运而生。可以说，解放区的工艺美术具有简洁实用、朴实淳厚、刚健清新的品质，反映了火热的战斗生活和崭新的时代风貌。

50至60年代前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破碎的社会基础上的新建，也标志着中国工艺美术事业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始。在国家颁布施行“保护、发展、提高”的经济政策指导下，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组织陆续建立起来。不少解放以前已经停产或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美术经过政府组织人力物力挖掘和扶持，以新的面貌、内容与题材重新恢复了生产。但到1958年，由于受盲目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的影响，全国各地在手工业集体经济中掀起一股“转厂过渡”的浪潮，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时间造成工艺美术合作组织四分五裂、管理混乱的局面。恶风狂浪之后，原来不少的企业背离开传统工艺的手工生产特点，一味强调生产集中，盲目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进行改产转向，致使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严重受损，产品锐减。直到60年代前期，在国家政策调整的作用下，传统工艺生产领域的失误才逐步得到纠正，生产又渐趋恢复发展，工艺美术的生产手段也从手工制作转向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普遍需求的增长，工艺美术界的视野逐渐拓展。与人民生活日常需求密切相关的现代工艺，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开始逐步受到重视和发展。原有意义上的工艺美术生产突破了传统工艺的狭小范围，研究、试制和推出了许多适应城乡人民需要的内销工艺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用工艺品。

在重视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同时，新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也受到极大的重视。1956年在原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基础上，调集原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等单位成立了新型的集研究、教学、设计等功能为一体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陆续设立工艺美术系科或专业，并出现一批中等工艺美术学校和多种形式的职工业余教育。新型的学院式教育的建设发展，改变了旧社会以师徒方式相传的单一陈旧的教育形式，极大地扩大和提高了工艺美术创作队伍的规模和素质。与此同时，中国工艺美术研究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室），这样的机构成为工艺美术组织系统中人才最为集中、技艺力量最为雄厚的研究兼生产的部门。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工艺美术通讯》和《装饰》杂志的创刊，为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阵地。一代著名的美学家、文学家、工艺美术家如王朝闻、陈之佛、庞熏琴、雷圭元、沈从文、沈福文、张光宇、罗叔子等人曾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工艺美术的历史演变、社会作用、本质规律和分类特征诸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对推进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使工艺美术事业受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斥为“封、资、修”或“复古倒退”的封建迷信品而遭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