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

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摘要：陶渊明是苏轼穷极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而王维虽然在对宇宙飘渺的认识上和苏轼达成一致，但是苏轼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而王维是对现实的逃避。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苏轼、隐逸

一、陶渊明和王维隐逸思想的比较

隐逸思想古已有之，最早的隐士应该追溯到许由、巢父的尧舜时代，然而最早对隐逸思想有系统论述的是儒家的孔子，

《论语》中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

则逊”（《宪问》）；继而道家的庄子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与儒家隐

逸思想不同的另一种观点，两者隐逸观相比较，儒家的隐逸体

现的是在阶级统治极其黑暗腐败、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儒家的隐逸只是暂时远离

世俗，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等时机成熟后，还会选择出

世做官。道家的隐逸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当

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相矛盾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消极避世

思想，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隐逸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

的“绝对自由”，顺应其自然的发展，对现实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称道家的隐逸思想为“忘世”。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也就是说他是

由于不满朝政而放弃作官，但他一生都战争不断，所以在做了

几年官后，毅然决定隐居，只能说他是生不逢时。但儒家济世

思想仍然贯穿其一生，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

十二首》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

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都寄托诗人的理想和抱负。由于当

时玄学的盛行，因此其诗文中又体现出道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

的一面，如《归园田居》体现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主要还是为

了追求精神自由。可以说，陶渊明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

为主导，兼有道家成分。

王维由于受当时禅宗的影响，隐逸思想中更多地体现了佛家的隐逸，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是指消除烦恼、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把现实社会的一切认为是虚无飘渺的东

西。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对此深信不已。可以说，王维的

隐逸思想是以佛家、道家为主导。如：《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

秋夜对雨之作》写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体现诗人

佛、道兼学的思想。

陶渊明对苏轼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被贬谪的时候。

苏轼初次被贬黄州期间，曾在黄州的东坡筑雪堂，过了一段“身耕妻蚕”的生活，虽然获得这种生活的手段是很不相同的。陶渊明是

自己选择，而苏轼则是一种情势所逼。但是毕竟这种生活的况味，苏轼也在东坡时期感觉到了。苏轼在在陶诗的题跋中写到：“陶彭泽晚节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晚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者。”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由于自己处境的艰难，对于陶渊明的这种生活甚为羡慕，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羡慕之在于物质生活的匮乏，羡慕渊明的有田可耕，有饭可食而已。这只能说是对于陶渊明的最粗浅的一种了解和向往了。

后来的苏轼由于自身处境的日益艰难，对于陶渊明的理解也愈加深刻，而自己与陶渊明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的诗歌成为他宣泄痛苦的一剂良药。

“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舟中无事，依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这时候的苏轼对于陶渊明的向往和钦佩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疗伤药。他开始对陶渊明所选择的生活带给他的精神自由感到向往，而自己却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可以说，苏轼后期的生活态度确实学习了陶渊明，如他的饮酒，游赏，躬耕。尤其是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更是积极的追随陶渊明，学习他的诗歌技巧，甚至遍和陶渊明的所有作品。这些都是因为苏轼看到了陶渊明生活态度中自得的一面。而对于陶渊明表现在诗歌中的关于自己政治抱负和理想方面的诗歌，苏轼却没有倾注太多的注意力，这是因为陶渊明在苏轼这里，代表的是一种对个人生命的主宰，个人的生命哲学。陶渊明对于苏轼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苏轼来说，能

够正确的认识自己和社会，果断的作出归田的举动，并且坚持这种主张，就是苏轼最佩服和羡慕的地方。由自己积极出仕到最后的远贬

岭南，对比陶渊明的决然归田，老于家园，苏轼感到了自己的不幸和对自己的不满。

所以陶渊明对苏轼最大的影响是他在面对仕途坎坷时，可以心无旁骛的归隐山林，不再过问世事，而在山水之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乐趣，而这是苏轼做不到的。

苏轼的内心总是在牵挂，牵挂国家，牵挂百姓，在他看来，国家需要他，百姓需要他，他所做到的随缘自适，是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而已，既然自己无法选择生活，那只有努力地去适应，正所谓“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苏轼的旷达是在极其困窘的情况下为生存不得不采取的生命策略。苏轼与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政治命运何其相似，苏轼只有象刘禹锡一样说服自己，乐观顽强地生活，他明白抑郁只能亡身，欢乐苦难，忧愁实多，才要借助旷达来化解，因此苏轼的旷达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几许失落与无奈，甚至是难以化解的悲哀。“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仍如樽酒，日往烟萝”（《诗品二十四则•旷达》），正所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他在《送沈逵赴广南》中云：“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正是这几许失落与无奈，他才会自我调节似的多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以此求得心理的平衡。“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世

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同上），“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这种寻求平衡的心态注定了苏轼只能淡然地看待一切，超越名利和生死，但他无法做到通透，他本人亦言“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和饮酒二十首》）。读其诗文词，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隐隐的失落与无奈、安与危、毁与誉的茅盾，而且一生都不曾得到解决。这或许正是苏轼去学习陶诗的真正原因所在，一个无法释怀、无法放弃的人真正需要的便是努力寻找这种达观与超脱。

王维对苏轼的影响

王维很早就归心佛法，精研佛理，撰写了《能禅师碑》。他在《哭殷遥》诗中说:“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晚年《秋夜独坐》中说:“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学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静心澄性，最大限度的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寂灭的虚空状态，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王维的这种心灵状态，对他的山水诗的影响极大，诗人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的对象，使山水诗的创作别具慧眼，由早期的写气图貌和巧为形似之言，进入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如《别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尽处自然也是深山空静无人处，人无意而至此，云无心而出岫，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无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静极生动，动极归动，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水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