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研究

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研究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研究序言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企业通过破产等多种形式转换经营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企业在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企业破产必然涉及多方利益冲突，其中企业与劳动者间因双方劳动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纠纷，直接影响企业改制的进程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正确处理好、解决好劳动争议纠纷，意义重大。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式，劳动争议极少发生，即使发生一些争议，也是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代，劳动关系随之转变为利益化和市场化的劳动关系。

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劳动关系，转变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等多种经济形式劳动关系并存的局面；过去国家代表企业、企业代表职工，转变为国家、企业、职工成为各自相互独立的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对劳动关系的调节和规范，也转变为以法律手段和市场自行调节。

[1]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政府关于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层出不穷，一方面国家关于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相关规定呈现出不够完善或相对滞后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企业破产等改制中的劳动争议纠纷的有效解决存在许多困难。

笔者试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实例，就企业破产中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关问题发表浅薄见解。

问题的提出案例：1970年原告王某在县水泥厂做家属工，1984年12月27日，被批准为县纸品厂（水泥厂下属新办集体企业）正式职工，期间，原告一直在水泥厂厂部做勤杂工，1985年7月20日，原告以身体患有疾病，要求调整工种。

在未获同意后，又于8月12日报告要求病退，请求给予照顾，发给一定的生活费。

同时，离岗在家休息，工资停发。

8月14日水泥厂办公室主任丁某批示：请纸品厂按政策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厂部研究批复。

1986年3月11日，县纸品厂报告称：王某不符合病退条件，给予一个月工资30元，按自动离职处理。

5月21日，丁某批示：“经研究决定，一次性结算付清，共付六个月工资”。

但单位未通知原告，原告知道处理意见后，于5月30日报告，六个月工资不要，要求安排适当工作，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此后，单位未给予答复，也未发给任何生活费或救济金。

1990年后，原告及其弟弟曾找时任厂长陈某，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但未获果。

1995年6月，原告已届退休年龄，单位未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也未告知王某不予办理。

2000年8月10日，县水泥厂经县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8月15日清算组成立。

11月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办退休手续，补发生活费。

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已超过仲裁期限，于2000年12月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原告于2002年2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自86年5月21日作出处理意见，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双方仍然存在固定劳动关系。

但1995年6月原告达退休年龄，未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应知道权利被侵害，至2000年11月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上诉至中级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再次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认为：1986年5月21日，原县水泥厂在县纸品厂递呈报告中作出处理意见后，原告不愿接受，但水泥厂既未安排原告从事一定的工作，又未进一步作出处理。

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

作为用人单位在提出处理意见后，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由此，可认为双方仍存在固定的劳动关系。

1995年6月，原告已满50周岁，符合国家规定的女职工退休年龄，用人单位未给予办理退休手续，原告因此没有享受国家规定的任何退休福利待遇。

故原告的权益自此显然受到侵害。

然而，原告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至2000年11月申请仲裁，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且无其他正当理由，因此，原告具状提出办理退休手续，补发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重审判决，再次上诉至中级法院。

在二审审理期间，县水泥厂清算组解散。

此劳动争议案件的被告已不存在。

二审告知原告撤回起诉，另行起诉。

2002年11月，王某以原县水泥厂的主管部门县经贸委为被告，再次提起诉讼。

上述案例几经周折。

不论诉讼的结果如何，但此案中的一些问题令人深思：（一）企业破产过程中，劳动争议中与劳动者相对的一方主体处于变动的状态中，一旦发生变化，案件究竟如何处理。

（二）劳动争议案件提起诉讼必须以“劳动仲裁”为前置条件，主体发生变化后，原劳动仲裁可否视为已“仲裁前置”而作为主体变化后的案件的起诉条件。

（三） 劳动仲裁机关发出的不予受理通知因无起诉的期间，是否意味着不受时间的限制可随时提起诉讼。

（四）劳动法规定的仲裁申诉时效制度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有何异同。

……问题分析一、关于诉讼主体劳动争议主体即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包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劳动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企业与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

如果企业已进入清算阶段，则劳动者与清算组可作为争议的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条第（八）项规定，清算组可“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和仲裁活动”。

如果清算组已解散，在一定情况下原企业的主管部门或开办人可成为被追及民事责任的主体。

如劳动部《对〈关于因破产、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自行解散的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如何确认被诉人的请示〉的复函》（劳部发[1997]285号）规定，企业开办的企业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实际上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应当以其经营管理或者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开办的企业虽然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其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规定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根据上述规定精神，企业因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解散、撤销或歇业后，应当由其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作为被诉人参加仲裁活动。

[2] 司法实践中一般情况下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定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决。

但是，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企业进入破产阶段，其主体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如：劳动仲裁之时企业仍存在，但诉讼时企业进入了清算阶段；或仲裁之时处于清算阶段，但诉讼时清算组已解散；或一审之时企业仍存在，二审时已进入清算阶段；或一审之时处于清算阶段，二审时清算组解散。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人民法院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产生操作上的困难。

而理论界目前对此实务问题却未能给予必要关注。

本案中，二审时就出现了被告主体发生变化的问题：即一审时该案被告为清算组，二审期间清算组解散。

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一般认为：债权人是否愿意起诉、起诉谁，均由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应干预，因此审判中发现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要求原告撤诉，原告坚持不撤诉的，裁定驳回起诉。

这是当前审判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该案二审也是采取了这种做法：要求原告撤回起诉，然后以企业的主管部门为被告，向法院再次提起了诉讼。

可是，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因为主体的变化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却使得人民法院就相同的争议事实审理了三次，经过了三次一审、二审。

历时不可谓不长。

况且，理论上，这种主体的变化可能不止一次，如一审时原企业存在，二审时进入清算阶段，原告撤回后，重新起诉清算组，进入二审后清算组被解散，原告只能又撤回起诉，重新起诉原企业的主管部门，则原告就必须撤回二次，起诉三次，这还未将发回重审情况算在内。

这种情况的存在，漠视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司法资源，与处理劳动争议的基本原则和立法价值取向以及司法实践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相违背的。

首先，因为主体的变化，使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程序繁琐，不符合劳动法关于解决劳动争议的及时性原则，不利于人民法院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的实现。

《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及时正确地处理劳动争议，第一、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协调，维护合法的劳动关系，促进合理的劳动用工制度，激励双方积极性的发挥。

第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企业能够从劳动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好生产。

第三、可以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可能带来的混乱和损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四、可以保障各项改革顺利进行。

当前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的各项重大改革，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劳动双方主体的独立利益和自主权利，加之这种利益关系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变革和调整之中，因而劳动争议相应增多，只有及时、依法予以处理，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领域的稳定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继续深入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3]因此，及时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是处理劳动争议案件首要追求和价值取向。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劳动法》关于劳动争议的解决的期限都规定得较为短暂。

如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

”第八十三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法定的期限内一方当事人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决的，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次，因为主体的变化，使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程序繁琐，不符合司法效率的原则。

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具体讲，从整个社会利益看，就是“通过司法机关的严格执法和裁判公正从而有效地解决冲突和纠纷，减少和防止各种社会冲突给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失和浪费”；对于法院而言，则是以最小的诉讼成本实现司法公正；对于具体当事人来说，则是通过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裁判纠纷，平息纷争，付出最小的成本实现自身的权利。

因此，司法效率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合理地运用司法资源，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司法制度对于效率思想的引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效率标准弥补了传统司法过程中长期适用公正标准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诉讼周期的过长与诉讼程序的繁琐大大增加了诉讼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故提高司法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是现代司法应然之举。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司法救济，并且希望其权益尽早得到维护。

不讲效率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因为它损害了公正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