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危机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危机传播研究文献综述一、危机传播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研究取向危机传播研究主要有传播学、管理学和公共关系学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危机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从管理学视角而言，危机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从公共关系的视角来看，危机传播就是危机公关。这三种视角的研究侧重点不一，但都共同关注和强调信息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危机传播研究主要有个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论研究三种研究取向。最初的危机传播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上，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史安斌在《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一文中

对危机传播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他指出，西方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参与早期危机传播研究的多为管理学者，他们把“危机传播”作为“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关注的是危机处理当中的传播和公关模式和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的介入，危机传播逐渐跳出了管理学的窠臼，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亚学科”，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成熟的“西方范式”。传统的危机传播研究采用的是诊断式的、线性的“组织危机”模式，这与早期传播学的SMCR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芬克的“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阶段模式和巴顿的危机处理五环节模式，即：察觉——防止——遏制、恢复、反思。这类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把组织作为危机处理的核心，按照危机发展的脉络为组织开出合适的“诊断书”。在这类模式的基础上，危机传播研究逐渐发展出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是管理取向，另

一个是“修辞取向”(台湾也称”语艺批评研究”)。管理取向聚焦危机传播中的传者环节，即组织自身的自主性、专业性、决策能力和传播沟通策略的有效性。这一取向与传播学效果研究一脉相承，大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格鲁尼格和亨特提出的“优化理论”。“修辞取向”则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信息环节，探讨危机发生后组织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这一取向与修辞学和说服学一脉相承，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伯诺伊特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近年来，以库姆斯为代表的学者对危机传播的两大传统取向进行了整合，构建出一套“情景式危机传播”理论。无论是管理取向还是修辞取向，或是SSCT这样试图整合两者的理论尝试，都是以组织为中心提出的，体现的是一种“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势，而把“受者”假定为“沉默的大多数”。随着网络等互动媒介的出现，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势被打破，“受者”获

得了话语权，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除了媒介形态的演变以外，全球化也是危机传播研究实现范式转变的驱动力。在全球传播的时代，某个区域性的突发事件往往会演变为一场跨国、跨文化的公共危机。因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危机传播研究需要拓展的一个新维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社会与文化理论引入危机传播的研究中，作为对“管理取向”和“修辞取向”的延伸和补充，逐渐形成了危机传播研究的“批判取向”。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前两种取向将危机传播视为一个线性的信息传播过程，“批判取向”则把危机传播看作一个动态的话语冲突和调和过程。“批判取向”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是麦克黑尔等人提出的“霸权”模式。 1 台湾学者吴宜蓁结合公共关系和语艺学两种范式对危机传播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以语艺观点研究危机传播的学者，主要是以辩解策略和形象恢复策略为研

究的理论基础，分析重点是危机发生时组织所采用的“语言反应策略”。

二、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1、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功能研究过去, 我国在进行危机处理时，媒体不能参与，往往是在危机解决之后，再媒体来做一个回顾式的发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众媒体应作为危机传播的主要渠道和载体，在危机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和功能引起了广泛关注。赵士林在《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一书中认为，媒体在危机报道方面的理论创新是媒体自身的“第二次转型”，为了成功实现这次转型，中国媒体尤其是党报必须全面考虑自身在危机事件中的定位和功能，媒体从业人员也应该全面反思自己的责任和价值。有学者认为，我们坚持新闻媒体的“喉舌”定位，绝不意味着媒体是政府的附庸。他们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的

“平台”，他们既要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应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龚新琼在《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一文中认为，环境守望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功能，衡量守望是否实现的标准是所传播危机信息的质量即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政府观念的转变和传媒职业的自律是大众传媒环境守望功能实现的关键。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公器”，应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民众代言。媒介应该不唯上、不唯强，尊重客观事实，报道事实真相，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谈悠的《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缓释作用》探讨了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的“舆论缓释”作用。这些媒体应努力充当“社会舆论的减压阀”，在危机传播中起到“公开信息、澄清事实、平息谣言、鼓舞人心”等舆论缓释的作用。但对于主流媒体到底如何发挥舆论缓释作用并没能阐述清楚。还有学者以矿难报道

为个案研究媒体的角色问题。岳璐认为，媒介在矿难事件中同时扮演着政府稳压器、为矿工发出声音的人以及矿主的监督者等多重角色, 并形成了多元的报道框架。然而, 于媒介的政府代言人角色具有强势地位，同时，市场的强大力量挤压了媒介其他角色的发挥空间，造成媒介的角色冲突和缺位，使得媒介建构的矿难呈现出强烈的官方色彩，缺乏舆论监督和人文精神。2、危机传播中媒介、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史安斌在《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中认为，危机发生后，政府和媒体应该各司其职，他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当确保新闻发布的及时、准确和一致。媒体在报道的角度选择上应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就危机事件本身进行探讨、争论和预测，充分发挥其“公共领域”的职能。对此，政府应当持包容的态度，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尊重媒体的专业主义和职业特点,让媒体自己来决定报道的内容。龚新琼(《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