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艺术与权术的异同

论领导艺术与权术的异同
艺术指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具体到领导艺术，则多出了两个特性——真善美和绩效。

权术则是指依仗权势而玩弄的计谋和手段。

笔者认为，领导艺术显然是现代民主社会对领导者的行为要求，而权术则是古已有之，可以说领导艺术是对权术的一种修正。

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论述权术思想的人物是活跃在战国末期的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子，其“法、势、术”的思想深受当时秦王嬴政的赞赏，然而这种依托于强权统治的权术忽视宗法社会中对人文关怀的客观需要，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后继的汉朝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后，开始形成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方式。

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由此可知，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权术的变态形式。

纵观中国文明史，形成了帝王之术、驭臣之术、为官之术等权术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内容无一不在于使统治者自身利益损害的最小化，而现代社会对领导艺术的要求则是对这种权术思想的修正。

笔者经过分析，认为领导艺术与权术存在以下三点不同：
一.领导艺术与权术的性质不同
前文提到，领导艺术是对权术的修正，可知两者的性质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领导艺术在实质上体现着一种真善美，而权术则体现着一种假恶丑。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人称“笑里藏刀”，十分精于权术，他排除异己、欺上瞒下，所作所为往往总是背后伤人。

唐玄宗早期有才能卓著的边将入朝为相的成例，李林甫为保相位不失，主张启用不识笔墨的胡人为边将，以此绝边将入朝为相之路，从而埋下了胡将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伏笔；其次，领导艺术出自公心，而权术却出自私心。

《三国演义》中，刘备白帝托孤于孔明，一句“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顿使孔明方寸大乱，叩首保证必尽心竭力忠心幼主。

这种看似出自公心，实则出自私心的权术，便是权术使用的最高境界——实则虚之，让人摸不着头脑；最后，领导艺术视权力为手段，讲究权为民所用，而权术则视权力为目的，讲究权力的角逐。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不顾谋臣刘基的劝阻，任用胡惟庸为左丞相，胡惟庸上任之后，看似排除异己、打压功臣、欺上瞒下，实际上不过是朱元璋为确保权力不失进而清除权力威胁者的一个工具，他利用胡惟庸打击了以刘基、宋濂为首的浙西派，又在胡惟庸被诛数
年后旧事重提，清除了以李善长为首的江淮派。

在此期间，他甚至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将大权独揽，这些无一不是权力的角逐，以达到独揽权力的目的。

二.领导艺术与权术所适合的方式、方法不同
领导艺术是艺术，所以势必能够登大雅之堂，而权术则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具体来说，就是方式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

方式的不同是指，领导艺术通常都是公开透明，而权术则都是暗箱操作。

宋太祖赵匡胤在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出乎大臣的意料，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

虽然赵光义本人给出了许多条继位的理由，但都不如“烛影斧声”这个传说更有说服力。

可见对人们来说，暗箱操作就是权术；方法的不同是指，领导艺术采用的方法都是正当合法的，而权术采用的方法则可以是正当合法的，也可以是不正当不合法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临死之前将名将李世绩贬斥为地方官，太子李治不解其意，李世民解释说，我现在贬斥他，他朝你继位后，再将他召回，他必定对你感恩戴德。

李世民的这种收买人心的驭臣之术，采用的是较为正当的升迁贬谪制度。

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史例，明太祖朱元璋坐上皇帝之后，为保朱氏江山永固，大肆屠杀功臣，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火烧庆功楼，虽然这起事件仍需考证，但不管真假如何，可见朱元璋对待那些即使没有贪赃枉法的功臣们也要采用非正当的手段永除后患，已达到自身权力不受威胁的目的。

三.领导艺术与权术实用后的效果不同
虽然领导艺术和权术都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产生的效果显然不同。

领导艺术实用后的效果具有长效性，而权术实用后的效果具有短效性、无效甚至是反效。

上述成例中，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贬斥李世绩为地方官，李世绩接到旨意后，连细软家当都没有收拾，直接前去赴任，可见李世绩早已知道唐太宗的用意，这样，这招权术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可以说没有什么效果。

而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杀尽功臣谋士后，自以为江山永固，却使朝中顿失良将，这才使得建文帝在宣布“削藩”四年后，便败给了戍守北疆的燕王朱棣，可见朱元璋的权术实用的效果甚至出现了反效，使明朝守势的局面二十二年后才再次出现。

相对于领导艺术与权术的不同点，领导艺术与权术的相同点更为明显。

笔者总结如下：
一.领导艺术与权术的使用主体相同
两者的使用主体显然都是领导者。

领导艺术和权术都是领导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采用的方式，笔者前文业已论及领导艺术是对权术的修正。

当现代民主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中国，客观上要求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增加其必需的透明度，这样领导艺术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但是，这并不表明领导艺术已经取代权术成为领导者的唯一方式，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中国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使得领导者使用领导艺术所需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使用权术所需的交易费用，这就导致领导者在面对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交易费用较低的权术。

所以，如果想让权术这种封建社会的残余退出历史舞台，就必须在制度层面上解决领导艺术的交易费用问题。

二.领导艺术与权术都有很强的目标指向性
领导者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都有强烈的目标指向性。

没有无目的的领导艺术，也没有无目的的权术，如果没有目标指向，那么领导艺术和权术都是无的放矢。

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就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即维护自身统治。

当然权术的这种目标指向性的强烈程度与涉及权术主体切身利益的程度存在正向关系，而领导艺术则修正为其目标指向性的强烈程度与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度存在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根据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分析，现代中国由于处于棱柱型社会时期，因此不可避免的导致整个行政体系的形式主义，这也进而导致领导艺术大范围的形式主义，也就是说，表面上的领导艺术和实质上的权术并存。

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十分常见，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一方面运用权术排除异己，对政见不同的下属进行打压，另一方面将自己的这种权术自吹自擂为领导艺术。

这种领导艺术被权术全面性地冒名顶替的现象，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增加权术所需的交易费用，以降低领导者在面临问题时选择权术的机率，进而达到现代社会体现民主精神的目标。

领导艺术与权术相比较有四点原则区别：
第一，领导艺术出于公心，而权术则是谋于私利，为了个人、小集团的私利而行事。

第二，领导艺术公开运作，而权术则是暗里进行。

领导艺术具有公开性、透明性，而权术具有神秘性，历史上即有明法暗术之说，暗术就是搞阴谋，西方话叫做under table。

权术家都是阴谋家，伪诈家。

第三，艺术可以公开示人，权术则是秘而不宣。

权术之所以秘而不宣，一是因为它极端无道德性，一旦权谋密经泄漏，被他人掌握，就会失效。

所以权术只是做而不说。

第四，领导艺术的理论基础是辩证法，权术的理论基础是诡辩论。

领导艺术和权术都是一种灵活性。

列宁说，现实生活中有两种灵活性，客观地运用灵活性是辩证法，主观地运用灵活性是诡辩论。

权术是主观地运用灵活性，今说今有理，明说明有理，总是我有理，这就叫诡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