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活着》的苦难意识

论余华《活着》的苦难意识

[摘要]苦难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之一。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一直是反复渲染的主题，而与之相对应的“苦难意识”是人类的的普遍意识。《活着》表现出强烈的“苦难意识”，也表现了余华对人类生存的不断追问。本文从苦难的表现形式、苦难的产生根源以及苦难的超越三个方面对“苦难意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活着》；死亡；苦难；苦难意识

一、“死亡”——“苦难”的表现形式

余华是一位特别关注苦难的作家，也很善于表现苦难，90年代以来，余华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苦难不再是罪恶、杀戮、暴力等等，这些东西开始逐渐隐退，腾腾的杀气消失了，血腥的场面没有了，随处而在的暴力收束了。在《活着》中，他将这种苦难的铺叙推向极致，他浓墨重彩地大肆涂抹着人类的各种苦难，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幅的“人类受难图”，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死亡现象展览”，毫不夸张地说，《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的生命悲剧。小说充满了作者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他让一幕接一幕的死亡出现在读者眼前，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痛彻心骨。

无疑，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着》以短短的篇幅，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的。福贵的父亲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母亲死于疾病，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儿子有庆因输血给县长太太而死，女儿凤霞死于分娩大出血，女婿二喜被吊车吊起的水泥石板打死，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一系列的死亡故事，使福贵习惯了死亡，却使读者在重复死亡的旋律中难以喘息，叫人在某种无法躲藏的残酷真实面前，在一次又一次几乎制度化的劫难经历中，与世道人心有所领悟。引导读者进入更为不真的苦难世界中，正如一曲重复演奏的悲凉曲调，使读者在痛苦的声音中挣扎。

显然，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产的痛苦、丧亲的痛苦、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丧母的痛苦、战场上的死亡痛苦、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因贫困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之苦、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的痛苦、女儿因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痛苦、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抚养孙子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及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负的劳作之苦。在这一系列痛苦之中，对福贵来说，最痛苦的还是亲人的一一死亡：贤良而含辛茹苦的妻子，懂事而忍辱负重的儿女，善良而豪爽厚道的女婿······

余华是一位叙述苦难、再现苦难的高手，他关注人间形形色色的苦难，也善于表现这无尽的苦难，在《活着》中，死亡成了苦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某种

意义上说，《活着》简直成了福贵一家人的一部死亡史，是福贵一生的苦难史，以至于让人悲至骨髓。

二、“苦难”产生的根源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从小说《活着》中，我们看到，余华借福贵的一生，对造成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苦难的根源进行了探寻。

1、人性恶

福贵年轻时，家境殷实，他放荡不羁，父亲被他气死，老丈人被他羞辱，怀孕的妻子也被他欺辱，金钱让他丧失人性，疯狂又残暴，最后变得一贫如洗。自然灾害期间，王四抢夺聋哑人凤霞挖到的地瓜，而队长瓜分、向福贵家要米的情节，表现出了饥饿威胁下的人性中的自私、暴力以及以权谋私。

人性的丑恶被余华进行了无情的放大。金钱是产生人性恶的根源，可以让福贵对老丈人肆意羞辱，可以使福贵对怀孕的妻子拳打脚踢，可以让龙二设圈套害得他家破人亡；而饥饿是滋生人性恶的土壤，可以让王四欺负一个聋哑人，去抢去夺，更让队长利用职务之便掠夺他人的粮食。金钱和饥饿同样可以催生人性中的放荡、堕落、贪婪、欺诈、自私等等。人性恶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苦难，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择手段地谋求暴利和权力，毫无顾忌地张扬着人性恶，人类的美好品质被他们漠视和淡忘，这是人类的悲哀，也更显出作品的现实性。

2、奴性意识

小说中的有庆之死，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权力的膜拜和对底层民众生命的漠视，这是人们身上的“奴性”造成的悲剧。医生的天职本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而小说中的医生为抢救县长的老婆，却抽干了福贵的的儿子有庆的鲜血。余华在这叙述的是：不光是抽血者，当时在现场的所有医生关心的只是“县长的女人”的生命，而有庆的死只是“胡闹”，这就揭示了在医生的心目中，只有县长的老婆，哪有百姓的子女！“奴性”使医生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成了趋炎附势、草菅人命的刽子手。余华用这种看似极端的叙述，批判了千百年来蛰伏在中国人身上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余华曾说：“如果让我选择一位中国作家作为朋友，毫无疑问我会选择鲁迅。我觉得我的内心深处和他非常接近。”从余华的作品中，我们深深体悟到他对鲁迅文学的精神的传承，其中一点就是对国人的“奴性”的反思和批判。

3、时代的“荒唐”

《活着》中“文革”期间村民大炼钢铁一节，讲述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如何劳民伤财，给福贵和村民孙老头一家造成的伤害。为了给“煮钢铁”腾地方，村民孙老头的茅草房被无情的烧毁，弱者的利益再次被牺牲。农民们不会冶炼钢铁，却凭借想象，拿着被烧得变了形的铁疙瘩当做炼钢成果到县里去报喜。时代的荒诞让农民放弃土地投入到了“大跃进”当中，而当三年自然灾害到来时，广大农民却

陷入苦难和困顿之中。

4、底层的无权无力

福贵作为中国农民的一份子，始终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妻子有病没钱医治，儿子死于输血，要抱外孙时女儿死于难产，女婿死于事故，外孙因为饥饿吃了过多的豆子胀死。福贵微小无力，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平静地接受和等待一切的来临。这看似极端的叙述道出了偶弱势群体悲惨的生存状态，他们对天灾人祸没有抵御能力，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无法抵御暴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