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
“名教之中自有乐地”辩
《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乐广笑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
这一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调和、对立、合一三个阶段。
汉魏时期，儒学统治渐趋没落，名教开始陷入危机。
为建立新的统治哲学，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援道入儒，发起正始玄风。
他们既不否定名教，又强调道家的“自然无为”，认为“名教出于自然”。
这便是正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公元249年，司马懿控制魏国实权。
由于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极度不满，嵇康、阮籍等人开始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此嵇康等人将名教与自然推向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而他们的狂放不羁和率真洒脱更成为后代氏族的效仿对象，并西晋年间形成一股“放达”之风。
到了西晋末年，放达之风的盛行使得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破坏，一些礼法之士开始极力提高名教的社会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郭象以其“独化论”将名教与自然整合，提出“名教即自然”。
由此，郭象以其“儒道合一”的观点完成了整个魏晋玄学的逻辑演进。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是西晋元康年间效仿竹林名士的放达派。
元康年间，国家统一，经济恢复，社会上层追求物质享乐，生活奢靡不堪。
以王平子、胡毋彦国为核心的“四友”、“八达”身居高位，宅心事外，以政事为俗务，以清谈为风尚。
他们自诩继承竹林名士，实则放达误国。
王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
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
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
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乐广虽同为当朝名士，但对王平子等人的放达行为并不认可，其笑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的确，王平子等人的放达与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放达有着本质的区别。
嵇康、阮籍身处司马氏篡权统治的时代，他们深感社会黑暗与自身无奈，转而投向“自然”寻求解脱。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首先 ， 王弼从发生学意义上讲 ， 名教本于 自 。王弼在＜ 然 老子指略＞ 中写到 ：无形无名者， “ 万物之宗也。” 指出“ 。 道 无形不系， 常不可名 。 以无名为常， 故日‘ 道常无名 ’ 也。朴之为物 ， 以无 为心也 ， 亦无名， 故将得道莫 若守朴。 （老子注＞ ”＜ 第三十二章） 道者 。 而“ 无之称也 ， 无不通也， 无不 由也， 况之 日道 。 寂然无体 ， 不可为象。 ” “ 则天成化， 同自然。”道常无为 ， 自然也。” 道 “ 顺 对于名教问题 ， 王弼在＜ 老子注》 二十八章和三十二章提 出 “ ， 朴 真也。 真散 ， 则百行出， 殊类生， 苦器也。 圣人因其分散 ， 故为之立官长 。 以善为师， 不善为资， 移风易俗 ，
蔡邕宗庙之议所说 ：夫君 臣父子 ， “ 名教之本也” ＜ （后汉记＞ 卷二十六） 。狭义上的“ 名教” 以名为教” 如西 指“ ，
汉 时期 的选 贤 良、 茂 才孝廉 一样 ， 举 对那 些符 合封 建伦 理纲 常 的节操 、 行为 等配 以 相应 的名 目 、 名分 、 节和 名
功名以教化民众。总之， 名教” “ 就是 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 其具体内容表现为儒家的仁义礼教 、 三纲
不 同理解 和 阐示 ， 成 了以下 三种 主要 思路 ， 述 如下 ： 形 分
二 、名教 ” 于“ “ 本 自然” 持这一 观点 的是何 晏 、 王弼 ， 以王弼 为总代 表 。 王弼本 人 并未 直接 使 用 “ 名教 ” 词 ， 是 他却 已对 当时 ～ 但
的名教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王弼在建立以无为本 、 崇本息末的玄学体系的过程中 ， 也为名教寻找到了本 体性的根据 ， 以外儒内道的方式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王弼的 ＜ 老子注＞ 中集 中体现了王弼以无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在“竹林七贤”中，嵇康“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博综伎艺，丝竹特妙”，同时，“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刚肠疾恶，遇事便发”，这注定了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特殊品性，也注定了他“临当就命，顾影索琴”的悲剧人生。
嵇康，一个“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名士，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混沌时代，既“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又“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他放浪形骸，借以逃避祸端；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
他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有着遗世的傲骨；他那曲折幽深的山谷中，有着超然的玄远；他那悲怆苍凉的《广陵散》中，有着千古的遗音和决绝。
一切无声无息地沉静在历史中，造化自然，羽化仙登。
【正文】天地虽然混沌，人世虽然荒芜，但是在这个苍茫无端的世界上，名士依然存活，他们有自己的感触，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脑子，自己的灵魂，这些以个体存在的内核，在孤独、漂泊、迷茫与无奈中，在有限、瞬息、短暂与渺小中，随世道、时间、岁月与生命流化，他们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中呼吸和残喘，放浪形骸，借以逃避祸端；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这是魏晋一个黑暗、人性自觉的时代特有的浪漫和个性。
然而，寓于其中，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中困顿与徘徊的灵魂，独自守望着人生的真谛，绝世傲骨、愤世疾俗、孤独寂寥、犀利笔锋、吐论凝神……这一切的一切，构筑起他复杂的人生，在他的肉体訇然倒下的一刻，鲜血染红了历史的天空。
公元二六二年，嵇康由于“不事王侯”“不为物用”，以及“非汤武而薄周孔”“有必不堪者七，堪不可者二”的言行，在钟会的谗言下“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害时乱教”、“负才乱群惑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被晋文王所杀。
当时，三千太学生上书请命，请以为师，不许。
惟见风气萧瑟，落叶簌簌，白云舒卷，雁鸣声声。
据《世说新语》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
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
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
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
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
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
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
“越名教而任自然”与魏晋隐逸文学
重 大 。 “ 名 教 而 任 自然 ” 越 的思 想 在 魏 晋 时 期 经历 了一 个 酝 酿 的 过 程 ， 后嵇康 的《 最 自然 好 学 论》 这 一 思 想进 行 了 总结 。 站 在 自然 对 他
的 立 场 上 ， 击 名 教 ， 映其 政 治立 场 和 文 化 心 态 。 康 指 出， 习 抨 反 嵇 学 六 经 不 是 人类 的本 能 ， 是 受 利 益 的驱 使 。他 说 ： 而 今 若 以 明堂 为 丙舍 ， 以诵 讽 为 鬼 语 ， 六经 为 荒 秽 ， 以 以仁 义 为 臭
命 危机 不 同， 争 已经 小 是 威胁 他们 的主 要 素 ， 自司马 氏集 团 的 战 来 淫 威 才 是他 们 每 时每 刻 必 须 去面 对 的 危 机 ，终 身 履 薄 冰 。 知我 心 “ 谁 焦 ” 是 这 种 状 况 的 典 型 写 照 。 局 的动 荡 ， 了 使 文 人 必 须 面 临 政 正 政 除
作 品 研 究 ｊ ００ ２８
“ 名 教 而任 自然＂ 魏 晋 隐逸 文 学 越 与
任 在 喻
摘 要 ：越 名 教 而任 自然 ” 魏 晋 时 期 文 人 普 遍 关 注 的 一 个 重要 “ 是 问题 ， 的提 出对 新 思想 体 系 的 形成 有 着 极 大 的推 动 作 用 ， 这 种 新 它 而
施” 感叹。 的 陆机 在 东吴 灭 亡 后 ， 带着 振 兴 昔 日土族 声望 的理 想 北 卜 洛 阳 ， 途 之 ｔ 饱 受行 役 之 苦 ： 行行 遂 已远 ， 途 旷 无人 。 泽 纷 纡 羁 ＿ １ １ “ 野 身
腐 ； 文 籍 则 目瞧 ， 揖 让 则 变伛 ， 章服 则 转 筋 ， 礼 典则 齿 龋 ， 睹 修 袭 谭 于 是嫌 而 弃之 ， 万 物 为 更 始 ； 吾 子 虽 好 学 不 倦 ， 将 阙焉 ； 向 之 与 则 犹 则 不学， 未必 为长 夜 ， 经 未 必 为太 阳 ！… … 以此 言 之 ， 今 之学 者 ， 不 则 岂不 先 计而 后学 耶 ？苟 计 而 后 动 ， 非 自然 之 应 也 。 则 嵇 康 认 为 ， 教 违 背 了 自然 ， 性 属 于 自然 ， 六 经和 礼律 则起 名 人 而 抑 制 人 的情 性 的作 用 ， 保 持 人 的 自然 之 性 ， 须 摆 脱 礼 法 对 名 教 要 必 的 约束 。他 是 以道 家 的淳 朴 ， 对 礼 教 的矫 饰 。 离 “ 教 ” 结 果 反 疏 名 的 是儒 家 的“ 离他 们 越 来 越远 ， 礼” 摆脱 了“ ” 缚 的文 人 们在 田园 山 礼 束 水 自然 空 间 中找 到 了精 神 的安 顿 之 地 。 们 不 仅 行 为放 诞 ， 情 山 他 纵 水， 而且在他们 的创作 中更是体现 了这种处世放达 ， 不与世争的态
越名教而任自然
浅议“越名教而任自然”文学院07级本科（4）班薛立华指导老师：张岗摘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的名士嵇康思想的总纲。
这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涵盖了嵇康的哲学、伦理道德以及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等各个方面。
本文对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蕴含的这些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名教；自然；嵇康Abstract: "Exceeding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giving the reins to nature " is JiKang’s general thought in Wei-Jin period. This thought has rich connotations, covering the philosophy ,ethics and life attitude and ideal personality, etc of JiKang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discusses all these aspects which contain in JiKang's "exceeding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giving the reins to nature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nature; JiKang魏晋时期，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尤其在司马氏集团篡取帝位之后，假借“名教”之名，采取种种残酷的手段镇压迫害异己力量，致使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这个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卷49)整个社会充满着血雨腥风，与此同时，各种反抗因素也在逐步增多。
尤其是在思想方面，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冲击。
有识之士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态度由积极参与到忧患愤激又到逐渐冷淡。
出入于“名教”和“自然”之间——魏晋风度与范晔《后汉书》的独特价值
［ 作者简介］ 黄文丽 ， 女，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博 士生， 德宏师 范高等专科 学校社科 系讲师 ， 研 究方向为 中国近现
代 史。
① ［ 南朝 梁］ 沈约 ： 《 宋书 ・范晔传》 。
ｌ ２ ４
出入 于 “ 名教 ” 和 “自然” 之间
活 面貌 ， 生 动形象 地再 现 了“ 魏 晋清 谈 ” 的风 貌 ， 被 鲁 迅先 生称 为 “ 一 部名 士底 教科 书 ” ①。
２ ０ １ ５年 ４月
理论 学刊
Ｔ ｈ ｅ ｏ ｒ ｙ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Ａｐ ｒ ． ２ ０ １ ５ Ｎｏ ． ４ Ｓ ｅ ｒ ． Ｎｏ ． ２ ５ 于 “ 名教 ” 和 “自然 ＂ 之 间
魏 晋 风度 与 范晔《 后 汉书》 的独特价 值
一
受魏晋风度的影响 ， 这反映到《 后汉书》 的编撰中， 不仅铸就了范晔 的史学风格 ， 更为这一史著涂抹了一 层特有的时代色彩 。这可从同是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 的《 世说新语》 中见出端倪。《 世说新语》 成书于 南朝刘宋时期 ， 由刘宋宗室 、 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而成。《 世说新语》 主要是记载 了东汉后 期 到晋 宋 间一 些 名士 的言行 与轶 事 ， 尤其 是详 实地 反 映 了魏 晋时期 文人 的思 想言行 ， 以及上层 社会 的生
意识是魏晋 以来个体 意识 的觉醒在 史学上的表 现。 范晔史学思 想 中的 崇儒 精神 与魏 晋风度 相糅合 ， 赋 予 了《 后汉 书》 独有的史学个性 。
［ 关键 词） 《 后 汉书》 ； 范哗 ； 魏晋风度
［ 中图分类 号］ Ｋ ２ ３ １ ． ０ ４ ； Ｋ ２ ３ ５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编 号） １ ０ ０ ２ － ３ ９ ０ ９ （ ２ ０ １ ５ ） ４－ ０ ０ １ ２ ４ － ０ ６
苏州市2024届高三上学期期中调研考试历史试题(原卷版)
苏州市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高三期中调研试卷历史 2023.11一、单项选择题：共16题，每题3分，共48分。
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反山发掘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了种类多样、雕琢精美的玉器3000余件，有代表神权的琮，有象征军事指挥权的钺，有体现财富的璧，还有装佩挂缀在衣物冠帽上的各种玉饰件。
该考古发现说明了A.历史研究依赖考古技术的发展B.玉器脱离现实生活而走上神坛C.中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D.凌驾平民之上的权贵阶层出现2.国土地和农业人口问题，二十五家为一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
而战国以后，以家户为对象的户籍制度开始成为国家对社区单位管理的主要办法之一。
这一变化说明了A.社区管理模式开始出现B.宗法关系逐渐遭到破坏C.国家基层管理日益严密D.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农村3.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咸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这反映了当时A.社会动荡刺激了自我意识的觉醒B.战乱割据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交流C.三教合一加速了学术思想的融合D.政权更迭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势力4.开皇十五年，隋文帝命令西北诸州，将民间组织管理的义仓改归由州或县管理，劝募捐助谷物的形式也改为按户等定额征税，其他诸州的义仓以后也照此办理。
由此可知，隋朝政府A.革新了赋税征收形式B.调整了地方行政制度C.强化了经济管理职能D.加强了西北诸州管理5.元代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其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等六七人组成，分别掌行政、财赋、军事等政务，重要政务还需行省官员集议，会议结果要议者署名画押形成定议。
元代行省的权力运作A.缓和了君权相权之间的矛盾B.促进了边疆管理与内地的一体化C.兼顾了中央集权与行政效率D.开创了地方官员集体议政的先河6.据《平江县志》载：“道光末，(湖南平江)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1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自然名教关系，是魏晋玄学讨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与有无之辩、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并列为魏晋玄学中的四对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所在。
就整体言，玄学思潮的发展方向，总的趋势是一步一步地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使之合为一体。
具体而言，是沿着王弼（儒道调和）——嵇康（儒道对立）——郭象（儒道合一）这一路向行进的制约这一行程的直接动因是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带来的现实需要。
名教自然关系的产生根源在于汉代后期出现的名教危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本来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学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社会统治思想。
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在当时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
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威，导之以利禄之途，大力提倡经学。
至东汉，经学发展到顶峰，政治和学术完全合一，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将经学统治从学术、政治延伸到思想道德伦理的深度。
因此与提倡经学相应的就是大力奖励名节。
儒学道德价值观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即以名教治天下。
所谓以名教治天下，也就是以儒家伦理纲常立名分，建立官职，设置制度，以为名器。
朝廷以名目取人，实际是用辅之以利禄之途的名誉为手段，从正面引导社会风气，推行教化。
平心而论，这种构想无可厚非。
然而随着儒学日益官方化，意识形态化，儒学大义逐渐失落。
名教之内在本质不存，经学的腐败也不可避免。
具体表现为国家名器徒具形式，官僚选举脱离真正的名教尺度，失去了其特有的控名责实、量才授官的作用功能而流于泛滥。
人才名不副实成为东汉末年”以名教治天下“的最大弊端之一，统治者提倡的名教之治也由此破产。
儒家名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针对汉代名教政治所显露的弊端，魏晋学者试图超越儒家名教方法而进入道家玄虚之境，并从根本上用道家的无为之治来弥补儒家名教之治的缺陷，建立一种全新的价值哲学。
而这主要是由魏晋玄学家们来完成的，从而形成了魏晋玄学中的名教自然之辩。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传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传【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传他是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养生家、哲学家，他为人处世独具个性，不畏权贵、不屈权势。
他是我国魏晋时期有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就是一代才子――嵇康。
嵇康字叔夜，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其著作《养生论》、《答难养生论》、《释私论》，《声无哀乐论》中很多思想理论突破当时传统的观点，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嵇康集》十卷篇篇含养生之理，而《养生论》则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学专论，其养生思想得到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养生学家陶弘景等人的推崇，对后世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魅力超群的古代帅哥嵇康身材高大，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气质不凡，文采卓越。
《晋书・嵇康传》中描述他“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在不同的史料中，记载他俊美外形和不凡气度的文字非常多，可见他是一位古代帅哥，如果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嵇康极有可能成为粉丝众多的一代巨星。
他不仅外形潇洒出众，文采更是独具魅力，他的诗歌大气雄浑，他的幽愤诗、代秋胡歌诗七首、四言诗十一首、五言赠秀才诗、与山巨源绝交书、太师箴、琴赋、管蔡论等作品，都完整地流传下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嵇康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坚贞不屈的个性。
他骨子里不媚俗，坚决不屈从于与自己政治主张相悖的司马氏政治集团，最后惨死于政敌之手，年仅40岁，成为千古憾事。
如果以嵇康的才情，再多活上四五十年，那么，中国文坛上不知又将增添多少文学巨作，中国的养生学史，也不知会出现怎样的空前盛况。
可惜前人已逝，空留追忆。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社会上两种对立思想并存：一是认为修道成仙可以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
针对这些偏激的理论，嵇康以客观的视角，指出凡人成为神仙不可能，完全由天命也不可取，如果导养得理，是能够延长人的寿命的。
他的养生思想从各家流派中脱颖而出，并被后世大师推崇。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４８
２０１９ 年
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的天道思想ꎬ例如汉代董仲舒提出的“ 天人感应”
思想ꎬ“ 人之受命于天也ꎬ取仁于天而仁也” [１]１５１ ꎮ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ꎬ与人相副ꎮ 以类合
之ꎬ天人一也ꎮ 春ꎬ喜气也ꎬ 故生ꎻ 秋ꎬ 怒气也ꎬ 故
[１]１５３
二、自然与名教之辨
魏晋玄学家们围绕如何使儒道会通的问题ꎬ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ꎬ具体关涉自然与名教、
这里
有无、本末、天人关系等问题ꎮ 根据许抗生的总
的天虽然被赋予了道德的属性ꎬ但根本而言仍是
结ꎬ魏晋玄学的特征包括“ 以‘ 三玄’ 为重要研究
杀ꎻ夏ꎬ乐气也ꎬ故养ꎻ冬ꎬ衰气也ꎬ故藏ꎮ”
自然之天ꎬ发轫于道家之自然ꎻ同时ꎬ道家也吸收
了儒家关于伦理道德的观念ꎬ由黄老思想转化而
不容缓ꎬ这一问题也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ꎬ由
统治者迫切需要强化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中央集权
此发展成为玄学的时代主题ꎮ
一、儒道关系的演进
制度ꎬ下令“ 罢黜百家ꎬ独尊儒术” ꎬ于是儒家经学
崛起ꎬ取代了道家的主流地位ꎮ 到了东汉ꎬ谶纬之
学盛行于世ꎬ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ꎬ儒学演变成为
先秦时期ꎬ儒道两家相继创立并自成体系ꎮ
学主题的独到见解ꎮ 王弼主张拨乱反正ꎬ“ 崇本以举末” ꎬ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ꎻ阮
籍、嵇康投身道家ꎬ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ꎻ裴頠则顺应现实ꎬ坚决维护名教ꎻ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
名教的关系ꎬ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ꎮ
关键词:自然ꎻ名教ꎻ儒道关系ꎻ魏晋玄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
来的道教ꎬ把道德修养作为从凡人到神仙的通达
路径ꎬ凡人可以通过后天的修为飞升成仙ꎬ这一点
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
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韩国良一、东汉的名教思想及其流弊1、经学独尊在学术上把经学视为圣人的教科书，把它当作世间至精至善，无所不包，可以指导一切的学问。
2、崇尚德行在处世哲学上崇尚德行，鄙视事功。
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功”、“言”的否定。
3、倡导名节由于德行较为抽象，所以时人往往以名取仕，把名节视为衡量时人道德水准高低的唯一标准。
对名节的倡导与慕求盛行一时。
4、伪风四行由于倡导名节，以名取仕，逐名之风顺势而起。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正是这一风习的反映。
当时的部分有志之士虽也曾为改革此弊做过种种努力，但因此乃名教痼疾，所以大都收效甚微。
附文献材料：（一）《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二）《汉书·儒林传赞》：“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而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刘歆：“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论衡·效力篇》：“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
”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浅析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德意蕴
一
法性 ， 积 极利 用名 教 中的 “ 孝” 来说明其“ 禅让” 的
合理性。由此使名教变得虚伪 ， 出现了一系列僭
越礼 制 的行 为—— 世 家大 族专 权 ， 君 臣观念 淡 薄 。
使名 教所 维护 的这种 封建 社会 秩序 已经 达 到崩 溃 的边 缘 。这种 情况 使许 多 笃信 儒家 学说 的 士人 痛 心疾 首 ， 绝望 有余 ， 开始 对 当前 虚伪 的名 教进 行 批
判 。 由此 ， 社 会上 形成 一股 批判 反 思名教 之 风 。
种饥 饿就 寻 求 吃 饭 、 吃饱 后 就 安 寝 的其 乐 融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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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
２ ０ １ ５年 第 １ 期
杨晓赔 ： 浅析嵇康“ 越 名 教 而任 自然” 的 道 德 意 蕴
纷繁， 打破 了三 代 时期 的融 合 景 象 。嵇 康 认 为 此 时期 是 ： “ 及 至人不 存 ， 大道凌 迟 ， 乃始 作文 墨 以传 其 意” ， ［ ｊ ２ ∞ ∞由此 产生 了名教 。所 以 ， 名教 的产 生是 因为 三 代 大 德 衰 败 ， 大道 隐没， 圣 人 为 了 救
四 川文理 学 院学报
Ｓｉ ｃ ｈｕ ａ ｎ Ｕｎ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Ａｒ ｔ ｓ ａ ｎｄ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Ｊ ｏ ｕ ｒ ｎａ ｌ
２ ０ １ ５年 １ 月
Ｊ ａ ｎ ． ２ ０ １ ５
浅析嵇 康“ 越 名教 而 任 自然 ” 的 道德 意蕴
嵇康 处在 这 样 的 环境 中 ， 其 自身 的 经 历 和 他
浅谈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思想
浅谈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思想作者：宫林林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30期摘要：魏晋时期，哲学上玄学盛行，崇尚思辨，《声无哀乐论》是嵇康所作的一部划时代的音乐美学论著，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盛誉该文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
《声论》中“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进一步关注了人的自然之性，注重人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嵇康;自然;哀乐;名教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讨论了，音乐与生活、音乐与自然、音乐与哀乐、声与心及音乐能否移风易俗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嵇康的音乐观是如何反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的。
处于“天下多故，明士少有全者”的魏晋时代，政治环境恶劣、党派林立，各处都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魏晋时的名人志士们，为了躲避祸乱，或放浪形骸、或醉酒佯狂，例如：曹氏父子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的“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这种哀伤与对人生的感叹营造了魏晋旷达而不守礼的风气。
一、《声无哀乐论》的基本思想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而“自觉”就体现在“门阀士族”个性的凸显和整体的自觉。
嵇康深受王弼、司马迁、陆机等人思想的影响，有良好的辩论才能，其《声无哀乐论》即体现出的是学术领域的“音乐自觉”。
《声论》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探讨了嵇康关于音乐和哀乐感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他认为，两者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理解嵇康主要从两点出发：一是音乐只有好听不好听，没有哀乐之说;二是音乐好听不好听关乎形式，和内容无关。
嵇康认为音乐和自然的声音一样，只有好听与不好听的区别。
正如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学说中提到的，在音乐中体会到悲哀的感情，是因为作用于这一切活动中的力的结构与支配我们的悲哀感情的力的结构相同。
可见，《声无哀乐论》中声音的结构似乎与支配我们悲哀或喜悦感情的力的结构相同，人们只不过是在为自己所要表现的心理事实找到了外在的同构物。
听完音乐感到悲伤的人是因为美妙和谐的音乐激发了他们内心积聚已久的悲伤，哀伤或快乐的情感是事先由于其他事情蓄积于内心，进而接触到和谐的音乐，从而自然的流露出来。
越名教而任自然 审贵贱而通物情——论嵇康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论嵇康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
嵇康“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
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
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
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裴松之注）。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娶了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进入上流阶层，并曾担任中散大夫。
但也因为如此，使他在政治立场上与篡权的司马氏集团相敌对，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颇招忌恨。
最后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陷害下，死于司马氏之手。
嵇康的作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其中比较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
他的作品被收录在后人整理的《嵇中散集》或《嵇康集》中。
1.“名教”与“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嵇康哲学的核心主题。
“名教”指的是社会的等级名分、伦理仪则、道德法规、制度典范等等的统称；“自然”则是指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魏晋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格外重视。
王弼从道家的自然哲学的立场出发调和二者，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以“自然”为“无”、为本；以“名教”为末、为用，强调名教应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
阮籍则以“大人先生”的形象喻示了自然对名教的突破。
但是，直到嵇康这里，才明确地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主题，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
在嵇康生活的时代，儒家名教思想及其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规范已经逐渐被篡权的司马氏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维护统治、钳制人心的有效工具。
嵇康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决心从根子上动摇司马氏的说教。
同时，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精神自由独立，嵇康从思想上也不愿意接受名教的规范。
所以，他将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认为名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是对大道的凌迟：及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
浅析名教与自然
浅析名教与自然03100414 张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探究的基本问题，要弄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得明白“名教”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名教与自然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对范畴，名教，原指儒家“因名设教”的那一套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
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
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
孔子、老子被后世看做"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所以说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
魏晋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当时的文人学士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观念：一、正始玄学时期——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儒道调和）汉魏之际，伴随着“儒学独尊”局面的结束，“名教”已呈现着一副破败的景象。
首先是黄巾起义的冲击，黄巾起义军所到之处，孔庙被砸，神探被毁，其领袖张角又利用道教经籍《太平经》中的某些教义，以“太平军”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农民起义，在宣传鬼神迷信的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某些平等要求和反抗封建剥削的呼声，这与作为封建等级观念的“名教”是直接对立的。
其次，封建统治阶级在生活上纵欲享乐，挥霍无度，极端腐朽。
他们已然丧失了儒家仁政、德治的旨意，并且违背了名教强调重义轻利的伦理信条，但为满足他们本性的挥霍，又必然视名教礼仪为一种束缚。
这种对于名教的两面态度加剧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导致“名教”陷入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门阀士族统治集团需要重整名教，建立“名教”与“自然”的新的关系。
鉴于两汉经学以神学目的论为“名教”作论证导致的失败，门阀士族开始离弃神学化的儒学转向道家，以老庄的“自然之道”作为“名教”制度的新的理论根据，来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挽救“名教”的危机，满足他们那两重人格的政治需要，魏晋玄学也由此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
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
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就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与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就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瞧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就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与名教的统一。
这里的“名教”就是指社会秩序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就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与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与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就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就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与思考的主题。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与理论的需要,一方面,她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她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她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
因此,她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与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就是夏侯玄。
她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
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
魏晋名教自然之辩演变历程述略
魏晋名教自然之辩演变历程述略通过对“名教”、“自然”内涵的追溯，以及对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辩的三个时期的论述，梳理了名教自然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历程，指明了该时期思想由传统学术向抽象思辨的发展趋势，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名教寻找到了存在的根本性基础和合理性依据，从而自觉的融合儒道二家，实现了孔老思想的会通。
标签：玄学；名教；自然；演变魏晋南北朝是秦朝之后我国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极具特色。
在哲学上，表现为中国哲学的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主要体现在：玄学兴盛与儒释道诸派并行发展。
如果把这一阶段安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可以说，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演进过程很重要的一环。
魏晋时期的哲学家大都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合称“三玄”，即后世“玄学”的基本由来。
在中国哲学史上，魏晋玄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次将儒家的价值系统与道家的价值体系整合在同一个哲学命题中，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论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名教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时期的核心问题，而言意之辩、有无之辩都是为名教自然之辩服务的。
名教与自然是魏晋玄学时期重要的哲学范畴，这两个概念起自先秦就有，但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将二者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则是在魏晋时期。
下面从几个阶段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名教与自然之辩的理论背景1.“名教”与“自然”观念的理论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进而使得与之相适应上层建筑趋于崩溃，具体表现为“礼崩乐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探索一条能够解决现实矛盾，重建和谐社会秩序的道路。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春秋时期看成是臣杀君、子杀父的混乱时期，他们认为要终止这种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作用，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正名”，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孔子这种以名正实的观点，就是后来“名教”的最初渊源。
论魏晋名教自然论在《世说新语》中的投射
论魏晋名教自然论在《世说新语》中的投射作者：段华升来源：《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12期摘要：魏晋时代的崇奉礼教看似热烈，实则是不信礼教、破坏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认同礼教、相信礼教。
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是魏晋易代之际名士中的代表人物，是《世说新语》中的典型人物。
他们看似荒诞不羁、破坏礼教，内心实则真正崇奉礼教。
以阮籍、嵇康、刘伶等人为例，探究《世说新语》中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教;自然论;阮籍;嵇康《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人物故事。
魏晋时期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世说新语》中名士们对玄学大多体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倾向。
他们的言行或为纵欲享乐，或为惧祸避世、明哲保身，或为表现任性放达的名士风度，或为追求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
主要有饮酒、服药、清谈三种形式。
阮籍不拘礼法、刘伶嗜酒如命、嵇康服药求永生。
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现状用自己的方式大胆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也是本文所说的“越名教任自然”。
一、阮籍等人思想转变的原因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毅然决然地弃儒入道，力斥礼教，鄙视礼法之士的种种行为并不是他们的初心。
其实，刘伶后世虽蔑视礼法、酗酒避世，但他骨子里还是崇尚“自然”、强调无为而治。
嵇、阮二人曾经对儒家的社会文明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热烈地推崇。
阮籍在少年时期把好学不倦、不慕荣贵、道德高尚的颜回和闵子骞作为效法的榜样。
在曹氏掌权的时代，三岁丧父的阮籍凭借曹氏父子与阮瑀的情义，生活得还算不错。
比阮籍小十四岁的嵇康不但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
有人称赞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凭着这样的赞誉，他在士大夫中颇收声誉，是出了名的美男子。
在二十岁的时候，嵇康被沛王曹林看中，娶了当时的长乐亭公主，成为了宗室姻亲。
也就是说在正始（240—249）之前，阮籍、嵇康、刘伶等人不仅崇尚自然，而且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
他们也像所有想要报效国家的文人志士一样，都有着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济世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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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与自然——汉晋士风流变述略韩国良一、东汉的名教思想及其流弊1、经学独尊在学术上把经学视为圣人的教科书，把它当作世间至精至善，无所不包，可以指导一切的学问。
2、崇尚德行在处世哲学上崇尚德行，鄙视事功。
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功”、“言”的否定。
3、倡导名节由于德行较为抽象，所以时人往往以名取仕，把名节视为衡量时人道德水准高低的唯一标准。
对名节的倡导与慕求盛行一时。
4、伪风四行由于倡导名节，以名取仕，逐名之风顺势而起。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正是这一风习的反映。
当时的部分有志之士虽也曾为改革此弊做过种种努力，但因此乃名教痼疾，所以大都收效甚微。
附文献材料：（一）《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二）《汉书·儒林传赞》：“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而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刘歆：“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论衡·效力篇》：“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
”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徐幹《中论·治学》：“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
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古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
”《颜氏家训·勉学》：“学之兴废，随时轻重。
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
末俗以来不复耳，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
”范晔《后汉书·郑玄传论》：“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
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
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三）《后汉书·江革传》：“江革字次翁，齐国监淄人也。
少失父，独与母居。
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
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太守尝备礼召，革以母老不应。
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
”“建初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
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
”“后上书乞骸骨，转拜谏大夫，赐告归。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
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
县以见（现）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
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太下。
”《后汉书·刘平传》：“刘平，字公子。
本名旷，后改为平。
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难逃。
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
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
’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
平朝出求食，逢锇贼，将烹之，平叩头曰：‘今旦为老母求菜，老母待旷（刘平原名旷）为命，愿得先归，食母毕，还就死。
’因涕泣。
贼见其至诚，哀而遣之。
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
’遂还诣贼。
众皆大惊，相谓曰：‘尝闻烈士，乃今见之。
子去矣，吾不忍食子。
’于是得全。
”《世说新语·德行》：“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
’巨伯曰：‘远来相看，子令吾去。
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索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命。
’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
’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世说新语·政事》：“陈仲弓（寔)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
主薄（bu)请付狱考众奸。
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后汉书·陈蕃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
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
蕃大怒：‘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四）《后汉书·党锢传》：“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
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
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
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门者言之。
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
’众坐莫不叹息。
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
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
’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后汉书·符融传》：“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
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
……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
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
’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
”（五）《后汉书·方术传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
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
英名最高，毁最甚。
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
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
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方也。
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
荣路既广，觖（厥）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竟。
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二、曹魏的名法思想及其流弊1、博学兼通，反对偏执，此是对东汉经学独尊的反拨。
提倡兼通，反对偏执，把经学独尊视为汉人偏执的表现。
提倡“立言”，反对恪遵旧典，“述而不作”。
《典论自序》：“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
”《典论自序》：“年五岁，上（指曹操）以世方扰乱，教予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
……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
”“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
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
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
”《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三国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
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
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
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素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馆属中。
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
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幘(ze)，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物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
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
”2、唯才是举，褒扬忠勤此是对东汉倡导名节，以名取仕之风的反拨。
“魏氏三祖”在赏罚委命上往往重视士人的忠诚勤兢，恪尽职守。
武帝曹操因身处战乱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1）《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武帝纪》，赤壁失败后，建安十五年（210）〗（2）《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武帝纪》，建安十九年（214）〗（3）《举贤勿拘品行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之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杀妻为求鲁将，打败齐国），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