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下篇)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博综伎艺，丝竹特妙”，同时，“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刚肠疾恶，遇事便发”，这注定了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特殊品性，也注定了他“临当就命，顾影索琴”的悲剧人生。

嵇康，一个“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名士，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混沌时代，既“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又“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他放浪形骸，借以逃避祸端；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

他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有着遗世的傲骨；他那曲折幽深的山谷中，有着超然的玄远；他那悲怆苍凉的《广陵散》中，有着千古的遗音和决绝。

一切无声无息地沉静在历史中，造化自然，羽化仙登。

魏晋的名士以极其的浪漫主义和强烈的怀疑精神，反抗着前代一切因袭的、传统的、偏颇的制度。

他们立足于内心世界的真知卓见以极其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破坏着当时一切功利的、虚伪的、人为的道德。

他们用自然无为的老庄哲学，守护着自己的真谛，寻找人生的归宿，走完毕生的路途。

他们外在上，或许放浪形骸，逃避祸端，或许曲折为文，发泄不满，或许调和儒道，容迹而已。

但是，他们内在上，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一个时代的风骨，独立于天地，横绝于太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犹如天龙卷风，在天风浪浪，云海苍苍的寰宇之间，吞吐大荒，遗世惊俗。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

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晋书?嵇康传》所记钟会谗陷嵇康的话，无论可信与不可信，均足见嵇康在当时的影响。

《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有必不堪者七，堪不可者二”，惊世骇俗与旧说相对；《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六经纷错，百家繁炽，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师心遣论与六经相抗；《太师箴》“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管蔡论》“管蔡怀疑，未为不贤”，锋颖精密与王朝相横。

因此，钟会对晋文帝再进言，“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

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

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于是，晋文帝昵听，嵇康临刑。

钟会，字士季，太傅钟繇少子，曾任黄门侍郎，镇西将军，司徒等职，为人敏惠夙成，精练名理，同时心胸狭小，居功自傲，后死于叛乱。

钟会谗陷嵇康，由于彼此对于自然名教的所向不同，又由于前者心怀嫉恨。

《世说新语》简傲记载：“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

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

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

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原本是名士之间的一种脾气一种气概，也有着彼此的独立和通脱，然而，嵇康在轻贵好恶，任率放达之中，却为钟会在贤俊之中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留有嫉恨，事后此恨不去心有不甘。

不过，真名士自风流，与钟会的嫉恨相比，山涛足以称道，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后，山涛对于昔日的情感有着深深地缅怀，在轻盈的无奈之间，对昔日的交游有着深深地追忆。

《世说新语?政事》写道：“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

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不忘旧故，不计前嫌，举故人之子，成故人之托，可谓真君子。

大凡名士的交往素来超迈，或是纵横于山水之间，道法自然，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或是醉卧于草庐之中，神形雅望，闲看落花，静听疏雨；或是来往于酒肆之内，大雪纷飞，乘兴而唱，尽兴而回。

因此，合则来，不合则去。

同时名士的超迈，对于昔日的旧故依然有不尽的相思，嵇康与山涛绝交之后，有托孤之意，山巨源在，嵇延祖不孤。

他的内心世界，山涛依然是一个气度恢弘的旧故，彼此重在心知神往，不落言筌之内，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这个欲求解脱而不能，逆来顺受而不愿，痛恶时世，蔑视现实，却不得不低头顺时，以全性命的环境中，名士在神往之间，彼此的心性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世说新语?栖逸》记载：“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这是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由来，《嵇康别传》记载：“岂不识山之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

”这大概是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缘由。

以“不堪流俗，非汤武而薄周孔”来发愤内心的志向和苦闷，这与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山涛隐身自晦，向秀容迹而已均有不同。

嵇康以“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以示自身与仕途决绝的意志，其中不满司马王室谋篡的情绪以及愤恨司马王室虚伪的名教，必然也为司马王室所不满和嫉恨，但是，他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却为前人、后人所敬重，也为司马王室所忧虑和敬重，嵇康死后，“文王亦寻悔焉”。

此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轻唐虞而笑大禹”的思想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太师箴》、《管蔡论》、《家诫》等文章中均有体现。

其中，《管蔡论》从历史谈起，管蔡二人“忠于乃心，思在王室。

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

”文辞辩难，行如剥茧，同时，含沙射影，笔锋精密，不禁使人想到毋丘俭、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王室兵败事件，当时，嵇康欲助毌丘俭起兵，赖山涛权衡局势，极力劝阻而未成。

因此，毌丘俭兵败之后，齐王被废黜，嵇康写《管蔡论》意在借古喻今。

而《太师箴》“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明显有声讨檄文的味道。

因此，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

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然而，嵇康之死除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及“不事王侯，不为物用”的心性之外，也由于他曹氏女婿的身份。

嵇康与曹魏联姻，与长乐亭主匹配，拜为中散大夫。

而当时，曹魏日衰，司马王室日盛，后者在图谋篡肆之中必然对嵇康的心性、文章和言论有所顾忌，由此，钟会的嫉恨在谗陷之中才得以去恨心甘。

然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及“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诚然非对于一个政体而言，非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嵇康所思所言重在寰宇，重在天下，重在真谛，去伪存真，去人为而存自然，若是曹魏图谋篡肆，他依然“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害时乱教”、“负才乱群惑众”。

因此，名士心中有国有天下之分，国可以是一个政权之国，而天下则是天下人之天下。

当时世道纷乱，礼法雕饰，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在“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之中，志在长林，乐在丰草，挥手五弦，举目泽野。

但是，世事总不堪，年华如飞鸿过迹，岁月如落影残红，转眼间，竹林已去，旷野萧条，穷巷空庐，对影无人。

在“广陵散于今绝矣”之后，纵使天下人依旧悼念，千古学者依旧缅怀，但是阮籍醉酒避祸，口无臧否，不论时世，玄而又玄；山涛周孔老庄并崇，自然名教并生；向秀出仕洛阳，在朝为官，容迹而已；王戎为时所羁绁，思怀旧故，邈若山河。

一切的一切犹如过眼云烟，犹如昙花一现，在虚无飘渺中，也在哀伤浸染中。

或许，人世在不定之中也有定，一切总要有一个结局和归宿，可嵇康的结局和归宿却使人不堪忍受，昔日李斯受罪，叹黄犬而长吟；今日嵇康永辞，顾日影而弹琴。

一辞《思旧赋》道出了悲天悯人之故人之学者的慷慨之心。

大抵嵇康死得从容自然，神色不变，与故人一起就戮给人留下最后的伤感。

《晋阳秋》记载，“嵇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吕安嫡兄吕巽淫吕安之妻徐氏，吕安欲告吕巽遣妻，因此，咨问于嵇康，嵇康以家丑而抑之，后吕巽不安，反诬吕安不孝，嵇康以故友大义，挺身而辨，作《与吕巽绝交书》，言辞辩难，锋利相对，由此二人下狱。

”王隐《晋书》记载：“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

康竟与安同诛。

”就这样嵇康在一声声悲哀地呼吁中，在一幕幕揪心地楚痛中，一步步地走上刑场，这里曾经撒过无数名士的热血，而现在嵇康的生命也在死神面前慷慨独立。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玄风散尽，空落余音。

然而回首间，那台上依然放置着一把古琴。

如今，回到历史纵观而言，吕安事件只是嵇康临刑就命必然中的一个偶然，嵇康被诛始终系着他的心性。

但是，嵇康未必就真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及“不事王侯，不为物用”。

嵇康临刑前著有《家诫》，其中以忠义勉励子弟，所谓“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

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

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同时，嵇康崇自然而反名教，所谓自然为同，名教为异，名教为后天之学；所谓道无名不可分，器有名可分，这些与王弼“无”、“有”不二，不因崇“道”而蔑“器”有所不同。

嵇康之学崇太古之道，反后天之器，但是，朴素之时代一定要达到名教之时代，漂惚一定要清澈，混沌一定要开凿，朴素的太古已成往昔，由此返自然，定非本始之自然，而圣人治天下未曾废名教。

因此，嵇康崇自然而反名教，非绝对反名教，而反人为虚饰之名教。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往往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而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崇奉礼教者，是用以自利，是偶然崇奉，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于是，有些人见如此利用礼教，是对礼教的亵黩，不平之极，无计可施，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由此观之，嵇康“崇自然而反名教”大体相通。

而此后，嵇延祖在“不作小忠小义，当全忠臣烈士”之中，清远雅正，卓卓独立，终于“俨然端冕，以身卫帝，兵交御辇，飞箭雨集，遂以见害”，死得壮烈，也照应了嵇康的遗言。

所以，嵇康的任诞，是有所为而任诞，愤世嫉俗；嵇康的放达，是无所为而放达，全然其趣。

同时，嵇康无论是任诞还是放达，无论是“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还是“志在守朴，养素全真”都浸然着一种天和与和谐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在《声无哀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天地和谐，音乐表现天地均和谐，因此，“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音乐与天地相应，超越主观之分，无哀乐，即哀非音乐，乐非音乐，音乐非人之喜怒哀乐之音乐，惟是无主观之分，“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者。

嵇康《声无哀乐》记载：“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音声原本自然，因此“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

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金石管弦皆为自然，因此表现自然需和谐，成为音乐之器。

同时，“声音以和平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

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由此，人神游于辽阔之境，自然无哀乐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