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与张闻天的恩怨

【历史秘闻】陈昌浩与张闻天的恩怨“二十八个半”中的两名成员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

次年9月，张闻天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

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都把对方称呼为“同志”。

1929年夏秋之季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那一场派别斗争，使这一对“同学加师生”的友情更加密切了一步。

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

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

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换言之，党支部局成员等于成了布哈林分子；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

在此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

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出国留学3年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

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

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

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

长征路上的分歧与争吵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

离开上海以后，他跟张闻天四五年不曾相见。

直至长征中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二人才得以重逢。

这时，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

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两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向北行动。

但是，张国焘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

张闻天也认为要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会议。

这天傍晚，当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

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

他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心怀鬼胎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也显得有些尴尬。

他强词夺理地解释了几句，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接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

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

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

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

”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

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

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

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此人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于是乎，其他军、师干部也都一哄而上，对“负总责”展开了围攻。

他们威胁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张闻天被激怒了，指着陈昌浩说：“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陈昌浩也不示弱：“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

”说罢，张闻天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西路军失败，陈昌浩检讨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两万余将士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

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脱离部队将要返回陕北时，当着总指挥徐向前的面激动地说：“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

他“要和中央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战败的责任问题。

按照他当时的想法和认识，就是要把西路军的失败归咎于中央军委，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全力”，所赋予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四军、三十一军过河增援，等等。

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批评、指责。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在1937年2月17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陈昌浩对此迟迟没敢表态。

长征时期，他曾支持过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这个“政治错误”，陈昌浩更是胆颤心怯。

西路军惨遭失败，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错误”，他还敢于和中央斗争吗?就连他曾一度支持过的张国焘，也曾出面拍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张国焘又在3月4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有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就这两点“错误”，陈昌浩吃不了也得兜着!回归延安途中，陈昌浩在洛川与徐向前不期而遇。

他们在山丹大马营分手后，徐向前经由陇东、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来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昌浩听说中央在此召开重要会议，便跟“负总责”张闻天匆匆见了一面，即等于向中央报了到。

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告诉他：“你到延安去吧!有关西路军的问题，你要向中央全面汇报情况，应当写出书面报告!”“是、是的，我写、写……”陈昌浩连声应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

陈昌浩回到延安时，自上而下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

他已被列入“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支持者”。

陈昌浩于9月30日写成《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共9章六七万字。

因篇幅太长，中央秘书处于10月5日“将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

研究结果是，陈昌浩于10月15日又写出了《第二次报告书》。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

是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学员进行反“国焘路线”教育的“补课”。

为期一周的大会，由“负总责”张闻天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

张国焘、陈昌浩也参加了会议。

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判了他一通。

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好长时间不肯归队?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你转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陈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

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一次长篇发言。

他着重讲了三点：一是张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进行对抗的问题。

会场上，廖承志发了言，他愤怒地控诉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诬陷他为反革命，把他关押了好久，企图置他于死地的经过。

他说：“若不是党中央到达川西，及时营救了我，我一定会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这样一来，与会者的矛头，就指向了默不作声的张国焘。

张国焘回忆说：“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在延安，对陈昌浩也只有批判斗争，而没有给予处分，当然也不曾重用。

1939年8月，经中共中央同意，陈昌浩领着他的小儿子陈祖涛(系原配妻子刘秀珍所生，由陈昌浩之弟陈昌浚1938年带到延安)，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等人一起去了苏联。

夕阳晚景，惺惺相惜1952年春天，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陈昌浩从苏联回到北京，实现了他“很想回国工作”的心愿。

起初他在中央马列学院担任副教育长，后在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

196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已出版发行，陈昌浩获得一次较长的离职休养假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不少同志，都劝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都不曾回过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

1937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

那时候，他曾动过思乡之情，但却没能如愿以偿。

1962年的一个早晨，陈昌浩沿街长跑锻炼时，忽然间灵机一动，拐进了景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