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20世纪40年代之前,邵荃麟主要受到了鲁迅以及莫泊桑、契诃夫等的影响,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底色。这一理论底色决定了邵荃麟一生文艺思想的总体走向,无论他的思想如何改变,最终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邵荃麟的文艺思想开始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转化。但是自身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不容乐观的文学现实使得邵荃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两结合”的接受陷入了迷惑之中。文艺领导者以及文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挣扎在文艺写真实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随着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充分显露,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从各个方面调整路线方针政策。文艺界也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但是,紧接着全国的政治形势又进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阶段,邵荃麟的文艺思想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邵荃麟也因此身陷囹圄,成为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殉道者。第二部分着力于对邵荃麟提倡的写“中间人物”论进行再认识。该部分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要内涵,真实性与倾向性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些都要通过典型人物而表现出来:通过人物的内心矛盾,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邵荃麟提倡写“中间人物”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以梁三老汉、亭面糊、赵满囤为例,通过对他们所具有的真实可信、鲜明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等方面的的分析,证明邵荃麟所提倡的“中间人物”,在根本上其实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实际运用。由此指出,写“中间人物”论在当时受到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误把文艺创作规律当作政治路线斗争的严重错位。

第三部分对邵荃麟文艺思想进行再评价。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局限性。他只能极力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对当时概念化的文艺创作路线提出有限的调整意见,是不彻底的。同时,由于过多地强调了文艺的政治功用,邵荃麟心目中现实真实的范围只凝聚成了一点,那就是紧紧围绕政治的相关斗争与生活,而将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狭窄化了。通观邵荃麟的文艺思想,联系当下文学现实,指出邵荃麟文艺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及意义。由此得出结论,在今天被商业大潮冲击的文学中,现实主义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反映现实仍然是文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浅薄的理解。这种观念将“中间”简单化为品性的“中庸”和欠缺，甚至把“中间人物”等同于“卑微渺小、庸俗猥琐的人物形象”，写“中间人物”只是为了显示这类人物的存在。他们不是把“中间人物”看作为一种充满内心矛盾斗争的载体，更谈不上去触及并揭示其矛盾转化的过程。这就很难有积极的意义，文学上也很难深入下去了。

上对此已有过明确的说法：“上海今年也提出题材多样性与战斗性是矛盾，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写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提倡写小人物，[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不是写灰溜溜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点也要说清楚。”

，我们可以说，“中间人物”的存在是社会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是个客观事实，与一些政治家依据个人政见或出身等因素对人群所作的“左中右”、“敌我友”的人为划分，完全是两回事。“中间人物”首先是一个起源于社会统计规律的社会学或社会性的概念。当荃麟把它作为一个文学主张提出来时，又把“中间人物”抽象为一个文学概念。而在这种概念抽象的过程中，荃麟关注和强调的是“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

正是从矛盾的角度来看问题，社会的任何变革或重大事件都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是繁荣进步或动乱衰退，都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剧烈地改变了几乎所有国人的命运。至于为什么说“历史演进到近代，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愈趋向一致。”我想，是近代社会中个人

和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信息传播和交通方式愈加便捷的结果罢；当然，社会制度的开放或保守的程度对个性的塑造也是有影响的。

总之，人是人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机体；只要是生活在社会中，人就具有社会性，而人性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得以充分的表达。因此，尽管具体的单个对象各有特色，作为对人性的文学典型来把握时，则仍需要从特殊与一般、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的角度来加以审视和抽象。否则，很容易损害到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然是有的，只要有“矛盾”，他们就都是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对象。不过，在当时“极左”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所谓的“英雄人物”是不容许有任何矛盾和犹疑，不容许有任何瑕疵和私情。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人，而是摆在商店橱窗里面用以兜售时装的机制完美的塑料模特儿；这正如荃麟在会上所说，“英雄人物，八条、九条标准，衣服不同，面孔一样”。于是作家们苦恼了，不知写什么好？怎样写才好？荃麟自己对此也很不满意，而这正是他召开“大连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荃麟此时策略地提出写“中间人物”，可以说是试图为社会主义文艺寻找一条出路，因为你总不能说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也是无矛盾、无瑕疵的罢？然而，不成！他在寻求中“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这里借用鲁迅先生小说《示众》中的这段情景，可以说，形象地描写了“大连会议”的缘由和结局。

在最早的文章中就已说明，邵荃麟在大连讲话用意在拓宽创作的路子，注意许多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等等。使用“中间人物”一词是相对英雄人物而言的。用心良苦，在当时极有意义。

二、我在2006年曾谈到他早年关注“底层”的人物命运，与他后来说的“中间人物”是有思想渊源的。如不是五六十年代这样特殊环境，他大概不会用这样的概念。

三、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与其他各界一样，谈任何问题都是从政治出发。大连会议、“中间人物”也不可避免与此相连。

四、中共从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开始，就提出在文学界要争得领导权，即党文化的开始，后来毛的讲话发展得更严重系统，到第一次文代会、到江青的纪要发展到极点。即在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一切问题由此而来。中外文学创作或研究从来没有什麽所谓“中间人物”一说。阿Q、祥林嫂是中间人物吗？至今文学研究评论也没有人给人物排行列入中间还是什麽。此概念随着社会生活中政治的淡化而被人遗忘或废弃。就是这个道理。

五、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对芸芸众生无法用此概念界定。

鄙意大概如此，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我一直佩服令尊勇气，在当时就敢谈这样意见。我那篇小文是抛开这件公案，从文艺学角度来看“中间人物”，觉得研究评论作品人物谈中间还是英雄还是什麽，不是一种艺术欣赏的范畴。

至于阿Q身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已有无数文章讨论过。我这里只引两段荃麟的见解：

阿Q这一阶层，即浮浪性的贫农阶层所具有的特征，是这样的：封建经济的崩溃，使他们失去了土地，游离于生产的劳动，受着各种残酷的凌辱与压迫，失去了一定的生活的保障，到处流浪，从事于偷盗、抢劫、欺骗，以及廉价出卖劳力，以维持其生活。而当产业劳动者还未出现，农民革命运动却已经消沉之际，他们失去了中心的领导者，他们自己不能团结，不知道奋斗反抗，即使偶然有反抗的意识表现，也是非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