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改造的意义

试论劳动改造的意义摘要：《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学习。

”我国的监狱不仅是罪犯刑罚的执行机关，也是罪犯改造机关，“惩罚和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既定方针。

可以说罪犯的服刑生活大多数时间都在劳动，同而我们很有必要就罪犯劳动改造及管理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以求提高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效果，使他们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社会，对社会能有所贡献。

关键字：罪犯劳动改造惩罚和改造一、劳动改造的历史意义（一）劳动改造是中国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根本特色。

1、我国监狱制度统称为劳动改造制度，劳动改造在改造罪犯、预防罪犯和减少罪犯中具有特定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被人民民主政权接收的破烂不堪，难以解决罪犯人数激增后的收押问题，更难解决罪犯劳动生产问题，大批罪犯由于无劳动项目而做吃闲饭，监狱对罪犯的教育改造难以开展。

如果被依法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罚的罪犯在监狱得不到有效改造，那么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针对上述问题，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把组织全国罪犯劳动改造问题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大批应判有期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做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

”同时指出，凡已有这一工作的地区，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大。

主要的办法，是由县一级，专署一级，省市一级，大政区一级鹤中央一级，共五级分工负责，划分人数，指拨经费，调配干部和管押的武装部队，组织犯人劳动，从事大规模的水利、筑路、垦荒、开矿和造屋等生产建设事业。

这次会议后，使罪犯劳动改造工作在全国范围铺开。

经过六十多年的调整和改革，目前劳动改造仍然在罪犯改造中占据重要地位，焕发新的生命。

运用劳动达到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罪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改造罪犯是预防和减少罪犯的前提和基础，改造不好罪犯就难以预防和减少罪犯，因此改造罪犯是预防和减少罪犯的治本之策。

建国六十多年来的罪犯劳动改造实践证明，劳动在改造罪犯、预防罪犯活动中不仅有效，而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国监狱在毛泽东劳动改造罪犯的思想指导下，科学运用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监管改造三大基本手段，不仅顺利改造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和末代皇帝傅仪，而且成功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分子、敌对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使他们成为了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守法公民和有用之才。

这种巨大的成就的取得当然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劳动改造的功绩不能抹杀，应该承认我国罪犯劳动改造在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中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尽管我国罪犯劳动改造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但罪犯劳动改造在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对此决不含糊和动摇。

2、劳动改造的伟大作用。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本身，而且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

”劳动可以磨练罪犯的意志，培养其社会化人格，可以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人生价值的存在。

它使罪犯消除那些好逸恶劣、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剥削阶级思想。

同时罪犯可以通过劳动活动接受社会信息的刺激，不断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劳动方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与三同步发展，从而最终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对中国劳动改造意义的准确解读，应从具体条件下生存的角度来理解，罪犯的生存、监狱本身的生存，无限放大则失去意义。

改革开放后，中国监狱面临生存危机。

相对“小农”经济式的自给自足、物质“丰富”的生存环境被打破。

在这个时代，押犯构成发生变化，生命不再当然是应该消灭的对象。

由于经济的发展，罪犯生存的条件获得改善，更主要的是罪犯的生存获得法律意义上的保护。

劳改，不再具有“传统时代”对生命肯定的当然价值，不再具有生命救赎的基础，也无从谈起对精神的救赎。

从强制劳动意义上讲，更具有对罪犯“人格”否定的含义。

改造，仅仅是监狱经济的标签，《监狱法》把劳动改造列入教育改造的范围，充分表明劳动改造地位的尴尬，劳动改造，已经成为虚幻的光环。

2000年后监狱体制改革，监狱的生存纳入国家保障的范围。

监狱的发展和繁荣，仍是监狱自身不懈的追求。

监狱的经济仍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罪犯劳动，虽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润，仍是在“某种条件下、安全范围内，”追求经济利润。

当然，罪犯的劳动，仅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改造”、救赎、矫正、规训、还有很多需要改变。

时下中国监狱劳动改造的解读：劳动作为主要的改造活动，罪犯由是纳入社会生产的体系中，具有“罪犯个体再社会化或完成社会化”的意义和规训的价值。

另一方面，由监狱执行，国家对罪犯劳动的占有，监狱或可获得发展的经济支持。

国家由是产生对重刑主义的校正，罪犯参加劳动，由此获得刑罚的减轻——自由限制的缩短，减轻刑罚，成为罪犯劳动的主要追求和监狱对罪犯主要的奖励或激励。

仅仅具有自由“赎回”的意义，并非当然的“改造”意义。

这个劳动改造，理论意义上的手段，劳动成为罪犯赎回自由主要的付出。

（二）劳动改造是中国社会主义刑法执行制度的基础。

监狱刑罚执行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理解，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主要是指监狱依法做好罪犯的入监收押、考核奖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刑满释放等执法活动。

但这是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一小部分。

从广义上理解，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除了上述部分外，还包括对罪犯的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生活卫生等。

它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涉及罪犯监禁和改造的方方面面。

这个定位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劳动改造是刑罚执行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司法活动。

（三）劳动改造的伟大意义。

劳动改造罪犯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劳动改造各种罪犯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新中国监狱制度的一大特色。

1948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让地主、富农在劳动中改造自已成为新人。

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也曾指出：“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先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

（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将劳动作为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并认为组织犯人参加生产劳动是“减轻人民负担”，是“改造犯人的思想意识，减少社会上犯罪行为”的好方法。

认为通过劳动能使犯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

（四）劳动改造作为基本手段之一的不可替代性。

在刑罚执行的实践操作层面，由于劳动改造比狱政管理、教育改造来的更直观，所以，罪犯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劳动效果成为民警判断和评估罪犯改造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

在理论层面，随着对监狱罪犯劳动改造活动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罪犯行刑劳动的目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透彻。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监狱罪犯劳动的意义有五种：一是用一种合理的体力劳动来缓和监狱生活的厌倦；二是利用有一定体力强度的工作来抑制狱内犯罪案件的发生；三是为了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而使囚犯劳作，可以减轻供养的费用和培养罪犯的自我生存能力；四是利用劳作是当作一种改善罪犯好逸恶劳和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工具；五是利用劳作当作一种维持监狱纪律的工具。

这种认识是对劳动改造罪犯这种执法活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犯了罪的人采取劳动行刑方式的一种支持，从正面说明了劳动改造作为刑罚执行基本手段之一的不可替代性。

二、劳动改造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说“人是可以改造的。

”刘少奇在谈到劳动改造工作时，说了一段话构想，大致含义是：第一，人都是要吃饭；第二，是吃合法的饭，还是吃非法的饭；第三，如何让吃非法的饭的人吃合法的饭。

这是劳动改造罪犯走法治化道路的先导和预期，可以理解为我国监狱追求法治的星星之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司法部提出“5+1+1教育改造模式”，即5天劳动教育，1天课堂教育，1天休息。

罪犯劳动时间占到71%，统筹合理安排改造内容。

推行“5+1+1”教育管理模式是新形势下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变革的需要。

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不仅要惩罚和改造罪犯，而且要教育和挽救罪犯，将其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有用之才，这是《监狱法》对监狱的社会职能作出的明确规定。

监狱首要标准将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将降低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对监狱工作评价和考核的重要指标，客观上要求监狱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变革教育管理模式，以适应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终极目标的新要求。

“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深入进行，为监狱教育人和改造人的角色归位提供了体制保障，为监狱以改造人为宗旨的使命完成提供了实现平台。

监狱改造罪犯通过三大手段，即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

推行“5+1+1”教育管理模式，有利于克服监狱重生产轻教育、重看守轻改造、重形式轻内容等过时观念，有利于凝聚监狱主要精力、整合监狱主要资源、凸显监狱主要职能，有利于建设监狱以人为本的大教育格局，能够较好地对罪犯进行旨在提高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劳动教育，较好地对罪犯进行旨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规范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罪犯学有所长能自食其力、弃恶从善会重新做人准备条件，为刑释人员重建做人之道，再学谋生之能，从根本上为向社会输送合格公民和降低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奠定基础。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受教育权、休息权是宪法保障的包括罪犯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监狱教学条件限制、师资力量制约、生产任务繁重、权利观念淡化等原因，罪犯的受教育权和休息权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推行“5+1+1”教育管理模式，首先，从制度上保障罪犯的受教育权和休息权。

让罪犯每周劳动5天，上课1天，休息1天，这是罪犯人权保障的形式体现；其次，从内容上保障罪犯的受教育权和休息权。

劳动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参加生产劳动是途径，提高技能素质是目标，只有基于这样的价值定位和目标选择，监狱才可能从根本上剔除摊派任务和超时劳动等权利侵犯现象；休息日罪犯能够生理调适，自娱自乐，放松身心，监狱亦可组织兴趣小组、文体活动甚至社会沟通，潜移默化地培养罪犯健康观念和良好心态的形成，润物无声地促进罪犯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是罪犯人权保障的实质要求。

罪犯教育管理的质量效果，决定了监狱能不能持续安全稳定。

推行“5+1+1”教育管理模式，保证了罪犯的劳动教育时间、课堂教育时间和休息时间，能够相对满足罪犯劳逸结合的生理需求，能够有效促进罪犯在监禁环境中的心理调适和情绪稳定，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效率和监狱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