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顾委七位老大姐讲故事

中顾委七位老大姐讲故事作者：黎虹来源：《百年潮》2016年第04期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到1992年十四大撤销，历时十年。

中顾委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新老交替，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也鉴于老同志是我们党的骨干，还需有个过渡性组织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十年间，中顾委委员作过两次调整，有进有出。

年老多病的退出中顾委，仍在一线工作的老同志分批进入中顾委。

据统计，先后进入中顾委的委员共有287位，其中有七位老大姐，她们是曾志、夏之栩、帅孟奇、区梦觉、李贞、李坚真、章蕴。

她们都是建党初期的老革命家，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传奇人生。

我在中顾委担任副秘书长八年，有幸和她们接触，聆听她们的感人故事。

曾志和她的四个孩子曾志，1911年生，1998年逝世。

湖南省宜章县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后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

1929年后，历任闽西特委书记、闽南和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等职。

1939年赴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1945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1982年任中顾委委员。

1986年，我陪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去采访曾志，请她谈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

由于事先有约，采访直奔主题。

一开始，她就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有多么幸福啊！看看战争年代的孩子，他们经历了多大的苦难，甚至断送了生命。

我就从我的几个孩子谈起吧！”曾志说，她生过四个孩子，三个送了人，最小的也差一点不要了。

前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的父亲是革命烈士蔡协民。

第一个男孩生于1928年11月初，那时正是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艰苦的年代，孩子生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

产后不久，曾志就参加建造红军后方医院的劳动，天天上山刮杉树皮、抬木料。

她说，杉树皮剥下来很有用处，晒干后可以盖屋顶，也可以当床板。

我们大家睡的床，就是把一张张晒干的杉树皮铺在房间的泥地上，七八张杉树皮围成一个圈，冬天中间烧一堆柴火取暖。

我们都没有被子、褥子这些东西，因为中间有燃烧的柴火，躺在杉树皮上也不觉得冷。

可是井冈山人多、田少，吃的东西非常匮乏，粮食、蔬菜全靠到山下去背、去挑。

大家经常吃辣椒干做的汤，吃南瓜就是会餐了。

此外，还要天天打仗，而且是游击战、麻雀战，一会儿化整为零，一会儿化零为整，环境非常艰苦。

在这种情况下，养活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加上曾志当时还不满18岁，自己不愿放弃工作去带孩子。

经过思想斗争，不得不把小生命送给当地老百姓去抚养。

可是，孩子送给谁呢？当地群众都很穷苦，谁还会要孩子？曾志正为此事发愁时，恰好王佐部队的一位连长夫人来看她，这位连长夫人就是井冈山茅坪村人，曾志便请她帮忙找个人家收养这个孩子。

她说：“我的孩子三年前死了，正想要个孩子，你就把孩子给我吧。

”听说孩子有人要了，曾志当时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又难过起来。

曾志说：“当孩子被抱走时，我不知怎的，顿时又难过起来，眼泪直淌。

他毕竟是我的骨肉啊！我带他生活了26天，真是难分难舍。

这大概就是母亲的天性吧！”说到这里，曾志有些动情。

她用纸巾擦了擦眼泪，接着说：“我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31年，大概也是11月。

我怀孕后，写信告诉母亲，她老人家来信，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抚养，并寄来40块现洋作路费。

孩子刚生不久，才40天，我奉命调到厦门工作。

我到了厦门后，正准备请假送孩子回家，厦门市委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带孩子回家，一是路途遥远，孩子也折腾不起；二是回家来去要几个月，影响工作。

我当即表示，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于是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一户人家。

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差，孩子只活了20多天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曾志谈到第三个孩子时说：“我的第三个孩子生于1933年2月左右。

临产了，没有钱请助产士，我急忙拿了一块旧毛毯，去当铺当了两块钱，请来一名家庭接生婆。

她动作粗鲁，不讲卫生，孩子虽然平安出生了，我却因严重感染，得了妇科病。

这孩子生下来13天，就送给一位同志的婶婶。

她是个寡妇，没有儿女，家在湖北，在福州做盐商亏了本，家境贫穷。

这个孩子11个月时，我去看了一次，瘦得皮包骨，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四岁时，因营养不良，患淋巴腺结核病，身上的淋巴流脓、流血，家里人都讨厌他。

他十四五岁时，因养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成了瘸腿跛子、半残疾人。

1950年我去汉口找他，一见面，哪里像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还不如十岁孩子高。

他告诉我，哪怕是寒冬腊月，他也从来没有穿过鞋袜，没有念过一天书。

为了糊口，他磨牛角梳子做手工，走街串巷叫卖香烟、花生、瓜子，赚点钱养家糊口。

这孩子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头。

”接着，曾志讲了第四个孩子的情况。

她说：“第四个孩子是女孩，她的父亲是陶铸。

1941年4月生在延安，她是幸运儿，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还有男保姆抚养她。

1945年，孩子才四岁，我和陶铸同志随部队到两湖两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我们作了五年十年的打算，于是把孩子交给公家。

没有料到刚离开延安两个月，日本就投降了。

这时中央命令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

保姆叔叔知道我们在东北，带着女儿去东北找我们。

沿途转战一年，遇到不少危险，经过不少艰辛，1947年初，陶铸同志和我同女儿见面了。

”曾志讲完四个孩子童年的遭遇后，我问她：“现在这几个孩子情况怎样？”她说：“大儿子现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

1950年我委托中央到井冈山的慰问团帮我找到孩子。

1952年底，我把孩子接到广州。

那时他24岁，我想让他进工厂，一方面当工人，一方面业余学习文化，可是他不愿意，要回井冈山去。

当时他家有十几亩地，还有五亩山林。

他老婆很能干，养的鸡鸭成群，日子过得挺不错。

孩子说，是养父母和祖母把他拉扯大，现在他们虽然故去，若离开，就没有人为他们烧香上坟。

我觉得他回去也好，当工人、农民都一样，都能为国家作贡献。

于是他回了井冈山。

直到现在，他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

他已儿孙满堂，我也有了第四代，但没有同堂。

第三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武汉子弟小学念书，后来进了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辽阳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任技术员，60年代入了党。

1972年分配到广东省乐昌县山沟沟里。

粉碎‘四人帮’后被分配到县环保办公室，当了助理工程师。

儿媳是劳动妇女，50年代入团，在食堂当勤杂工。

他们工资虽不高，儿子每月70多元，儿媳每月40多元，但生活还过得去。

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19岁，初中毕业后当工人，还有两个孩子在念书。

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贯积极努力，尤其是儿子，半残疾人，工作上从来不落后于人。

他们不依靠我，完全靠自己双手劳动，自食其力。

”在谈到女儿时，曾志说：“我的女儿，虽然是生在战争年代，但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都靠自己奋斗。

她当了近20年的医生，1964年入党，有了22年的党龄。

我和女儿也经常不在一起，她上中学时大半在北京，上大学时在上海，直到1972年，组织上把我从广东农村安排到陕西临潼干休所时，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女儿调到我身边工作。

”在谈到如何对待儿女时，曾志说：“我对儿女，无论是学习和工作，都靠他们自己奋斗，靠他们自食其力，听组织安排。

我和陶铸从来没有为他们走过什么后门。

例如，女儿一次考高中没有考上，她自己就去上补习学校，去农场劳动锻炼，直到考取高中。

所以，我的孩子们现在有的仍然能当农民，有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技术员，有的只是一般的医生。

”曾志最后提出：“是不是我对儿女太缺情了呢？”她又接着说：“从我入党那天起，党就教育我，一个党员，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真理，要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党员誓词，我在入党仪式上是宣誓了的。

只要生命不息，我就要遵守。

儿女是自己的骨肉，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我总想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爱的应该是亿万劳动人民。

爱自己的儿女，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每当给儿女做些什么时，要想想千千万万人民的儿女，想想国家社会的需要，想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孩子不单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社会的，不能把孩子据为己有，为他们做些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政策原则的事，也不要使儿女躺在父母身上，事事依赖，让儿女自食其力，自己奋斗。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家庭观，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夏之栩以革命先烈的事迹激励后人夏之栩，1906年生，1987年逝世。

浙江海宁人。

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

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处长、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

她的母亲也是一名老党员，是被称为革命母亲的夏娘娘。

她的丈夫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传播者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1986年，夏之栩80寿辰时，我曾受中顾委领导委托去看望她，随后又陪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去采访她，她同我们谈了许多往事，并以赵世炎烈士的英勇事迹激励后人，寄语青年一代。

夏之栩说：“我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

从1922年参加革命活动，到现在已度过了风风雨雨63个春秋。

回首往事，我经常怀念那许许多多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先烈，特别是我的丈夫赵世炎，他的事迹一直在激励我，使我终生铭记。

他是1901年出生，长我五岁，1915年考入北平国立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五四运动中被师大附中学生推选为学生会干事长，并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少年共产党，被推为书记。

1923年赴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参加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

1926年与周恩来一道在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被捕牺牲。

”夏之栩还向我们讲述了赵世炎被捕、就义的详细过程。

她说：“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牺牲。

6月下旬，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无耻叛变，出卖了陈延年和赵世炎，供出了我们家的住处。

7月2日下午，倾盆大雨，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我们的住所，由于赵世炎外出未归，敌人就在屋内蹲守。

我和母亲焦急万分，母亲急中生智，她机警地把窗外边用以作为警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把它摔碎在马路上，以便引起世炎归来时的注意。

可是风雨太大，天色昏暗，世炎没有看见，仍走了进来，结果被捕。

但他神色镇定，趁敌人翻箱倒柜的瞬间，悄悄把王若飞的地址告诉我，要我通知他迅速转移。

世炎被抓走后，我立即冒雨找到王若飞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