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一)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一)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干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10]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1]，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着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4]；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

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19]。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20]，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21]；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22]。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二）

唐哀帝天佑二年（905）三月，“朝廷宿望”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之相职被罢。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操持重柄的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23]

裴枢强调“将吏”与“清流”区别的作法，激起朱温的强烈不满。《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载有是年四月癸巳针对此事的一份诏书：

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俸禄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遗诏，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文列武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僚，宜体朕怀。”

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4]。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25]。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重问题26]——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是年五月，出现星变。柳璨“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馀人”27]，且言于朱温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28]；被朱温称作“张夫子”、倚为“谋府”的张策，因当年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