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两汉经学介绍

国学两汉经学介绍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降，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其后，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直至宋朝扩充为“十三经”。由汉初至清末的2100年中，经部书籍不断增加，在《四库全书总目》达1773部20427卷，经学成为烦琐哲学。

正如经学专家周予同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制度化，“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来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孔子的真相若何？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

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专家。”

第一今文经学

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未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汉初欲复兴儒家文化，只得求诸故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其一为《诗》，诗分三家，《鲁诗》传人为荀况弟子浮丘伯，《齐诗》传人为齐人博士辕固，《韩诗》传人为燕人博士韩婴。其二为《书》，传人为济南博士伏生。其三为《易》，传人为齐人田何。其四为《礼》，传人为叔孙通、高堂伯。其五为《春秋》，战国时即有“三传”，《左氏》无今文，《公羊》、《榖梁》创于战国而写定于汉初，属今文。《公羊春秋》写定者为汉初齐人公羊寿与胡母生，《榖梁春秋》传人为鲁申公。

“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

｛今文经学缺代表人物｝

第二古文经学

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一说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刘德在民间搜集古籍，得到“古文先秦旧书”；另一说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鲁壁得到《古文尚书》、《论语》等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约前46年－23年）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遭诸儒反对，刘歆便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一文，从此开始今古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学在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与今文经学不同，进而在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异流。古文经学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把儒家典籍看作历史资料，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没什么“微言大义”，认为《六经》皆史籍，平实地讲理经书。

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刘歆为代表，另有杨雄、桓谭、王充、贾逵、马融、郑玄等。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先生认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来源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所以公元一世纪的古文经学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宇宙观。

第三独尊儒术

秦始皇、汉武帝对儒家的不同政策:

秦李斯秦始皇（前221-前220年在位）焚书坑儒前221- -206 （历时15年）

汉董仲舒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202-220（历时422年）

秦朝从统一思想入手，采取了一系列“大一统”的措施，巩固了秦朝首次实现的统一。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提出的对策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博士，只立《五经》博士，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从而《五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五经》和儒学成为国家教育的基础，儒学从中国第一个私学上升为第一个国学。儒

家以外的诸子之学，由于无进身之路，日益衰微。

董仲舒（约前198-前106），河北广川人，他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在政治思想方面，以儒家仁义道法、礼仪教化为主，兼有刑名思想，主张建立“大一统”。他倡导“天人感应”说，作为向集权者讲谏的方式，也是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他提出“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思想，不仅成为汉武帝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此后二千多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独尊的时代从此开始。孔子、董仲舒和此后的朱熹成为中国儒学历史上三个顶尖级的思想家，是儒学发展的三大里程碑。

到西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则进一步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也使经学逐步失去了其学术性和独立性，成为政治的附庸。特别是白虎观会议纪要—《白虎道》的发表，更是确认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宗教制度。

两位美国人用异样的视角观照这一事件：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这样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对儒家不同的政策：“秦始皇师从法

家，通过制定极其精细具体的规章制度来管束官吏，而汉武帝与其他汉朝皇帝则效法儒家，利用主从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行统治，相信长此以往其臣下终会依忠君尽责的道法原则纾事，这样君主便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节省开支。为使官员们接受这一原则，武帝尊崇儒术。”

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总结道：“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无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立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家们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