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发展脉络小札

明代诗文发展脉络小札关键词：文与道的关系、复古与反复古相关人物与团体：高启、宋濂、刘基、三杨与“台阁诗人”、李东阳与茶陵派、李梦阳与前七子、唐宋派、王世贞与后七子、李贽、公安派、竟陵派、陈子龙与几社复社特点：市民阶层发展，自我价值和个性自由觉醒；在扬弃中标新立异，有好走极端、矫枉过正之嫌；关于文学的根本问题思考过于片面；文人的团体意识以及流派意识更加自觉一、明代前期诗文概括明代前期的诗文创作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明初阶段和永乐至成化阶段。

明初作家大多经历了元末社会的大动乱，因此他们的作品蕴涵着比较充实的现实内容，有着恢弘的境界与慷慨的意气，在风格上也表现了雄浑雅正的气度，其中宋濂、刘基以散文创作见长，高启则在诗坛独领风骚。

他们作为首开风气的一代宗师，对明代诗文影响甚大。

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长期把持文坛，诗文创作呈现出沉寂和衰退的格局，台阁体雍容典雅，粉饰升平，体现出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但内容空虚，缺乏生气。

在此之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起而思变，虽未能完全冲出台阁体的藩篱，但对台阁体的弊端也有所匡救，其转捩诗风、导流七子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1、高启明初众多诗人，按地域不同，分为吴、越、闽、江右、岭南五大群体，高启为“海内诗宗”，他体备众长，有唐诗气象，受李白影响较大，其元末的诗歌，表现自己的抱负、张扬个性自由。

作诗主张取法汉魏晋唐各代，“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已开明中叶复古派先声，但他能在摹拟之中写出自己的性情面目，“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

他的部分诗作反映了元明交替之际的动荡生活与战争创伤，格调凝重悲怆，时代特征鲜明。

在那些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中，有些诗歌直接表达了诗人自己的生活志趣与精神境界，流露出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高启对转变元末纤秾缛丽的诗风实为有力，为明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

2、宋濂“一代之宗”的宋濂则极力宣扬道统，强调为文必须养气。

为文皆透出儒者气象。

他的散文以传记文最为出色，往往能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简练而又细腻地刻划出人物的神态气质，；他的写景文不多，但笔致清秀，简洁明畅，极具艺术表现力，如《环翠亭记》；他的赠序之作，深得韩柳之风，《送东阳马生序》是传诵久远的名篇。

其文笔力雄健，气势浑厚，文风雍容浑穆，醇正温润，语言自然洗练，平易畅达。

3、刘基他的散文继承了密切关心现实的传统，多触及世风时弊，包孕着抑郁不平之气。

其文多作于元末，体裁多样，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代表作《卖柑者言》假借卖柑者之口，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构思巧妙，讽刺辛辣，在艺术上富于形象性；散文集《郁离子》，通过生动活泼的寓言故事和发人深思的议论，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古奥奇谲，寄兴深远，在思想上具有创造性。

他的散文“气昌而奇”，风格古朴雄放，想象奇特丰富，笔锋犀利，气势遒劲，往往是夹叙夹议，曲折有致。

有《诚意伯文集》。

4、三杨与“台阁诗人”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

三杨都是台阁重臣，所作诗文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主旨，多属酬答唱和、应制颂圣之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号称雍容典雅，词气安闲，其实极度平庸空泛，既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文道无相关联系，又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

台阁体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仕人竞相仿效，一时形成风气，直到李东阳领袖文坛，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5、李东阳与茶陵派明代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台阁大臣的地位主持文坛，形成一大诗派，因为他是茶陵人，故后世称“茶陵派”。

李东阳对台阁体卑冗萎靡的创作风气深为不满，论诗提倡宗唐师杜，强调音节法度，很是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欲以此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颓风陋习，同时又成为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先导。

因此实际上茶陵派是明代诗歌从台阁体走向诗文复古的过渡。

由于李东阳长期位居台阁，在创作上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束缚，但他才气较大，作品内容也较丰富，有些诗作还表现出较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反映了个人的生活境况和精神状态，李东阳的创作：1、重视乐府诗的创作2、生活气息比较浓厚，感情形态比较真挚3、用词雅正而雄浑，力争有“唐人风致”。

二明代中期诗文明代中期诗文领域内的最重要现象，便是复古思潮的活跃。

先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针对明前期文学创作的贵族化、理气化与八股化，卓然以复古自命，追求秦汉古文的境界与盛唐诗歌的气象，欲通过接续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而达到变革的目的，明代文风为之一变。

后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接踵而起，将复古运动再次推向高潮，使文学创作得以摆脱程朱理学与官方政治的约制，为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前后七子身上都存在着尺寸古法、刻意摹拟的弊端。

此外，还有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介于前后七子之间，他们理论上的建树主要在散文方面，以标榜摹唐仿宋跟七子相抗衡，但声势不大，在创作上远远不能抵消前后七子的影响。

1、李梦阳与前七子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崛起于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声势浩大的诗文复古运动，意欲借助复古手段变革文坛现状，促使文学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经过他们的努力，廓清了台阁体的文风，清除了理学诗的影响，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他们由复古进而到一味地摹古拟古，使文学缺乏新创，又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前七子的理论主张体现出进步与保守相互交织的特征。

首先，他们论文推崇秦汉，论诗则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这是根据“取法乎上”的原则，借崇高的古典典范来反对台阁体的空洞无物和八股文的浅陋闭塞，同时也是借此来排斥深受理学风气影响的宋元诗文。

其次，与当时尊情抑理的思潮相联系，他们还鼓吹真情，把复古的目的与刻画真实人生的追求联系起来。

赞扬民间文学，认为“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提出文学应是真实情感表现的主情论调，包含有引导文学摆脱程朱理学和传统道德束缚之意，与晚明文学的新精神遥相呼应，体现了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

第三，他们高度重视古人诗文的格调法度，如此强调诗文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技巧，对于促进文学的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清朝沈德潜“格调说”的兴起也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又不免舍本逐末，陷入拟古的形式主义而不能自拔，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才能。

就前七子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歌成就更高，他们的作品除了大量的拟古之作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一是对时政题材的强烈关注，流露出较为浓厚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表达了作者干预时政、关切国事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二是创作视角开始向民间生活倾斜，具有清新的活力，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2、归有光与唐宋派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作家，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文学观，标举唐宋古文，故称为唐宋派。

与前后七子相比，唐宋派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

一方面，他们提倡唐宋古文的载道传统，注重事功与文章的实用性，有比较浓厚的宗经明道色彩，但是陷入了重理轻辞的局限，为“后七子”所诟病。

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借古人之法来表现个人之真精神与真面目，而反对七子复古之举中“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

唐宋派作家变效仿秦汉为学习欧曾，变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对七子的复古之风起了一定的遏制和纠偏作用，给后来的公安派以启迪，对清代桐城派亦有很大影响。

王，唐等人虽强调“文章之法”，但同时又主张不要过于专注于“绳墨布置”的形式化，而应该注重作家胸臆。

但唐宋派实质上也是一种复古，并不能对当时的文坛进行彻底的革新。

唐宋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中归有光最为著名。

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其散文也被誉为“明文第一”。

归有光写得最出色也是最富于文学意味的文章，是那些描写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的抒情记叙文。

他把这些细琐题材引入一向是载道言志的古文中来，使散文创作更贴近生活，为文学园地开拓了新的领域，并以此树立起在明代文坛的特殊地位。

在艺术上，他善于从眼前景、日常事落笔，不避琐屑，即事抒情，在简明雅洁中表达出真挚深沉的情感，亲切动人；善于在记叙中嵌入最不被人经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又恰恰是凝结着作者对亲人全部恋念之情的意象和事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善于用平淡语、家常话写儿女情、家务事，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出语自然却余意无穷，造成了“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代表作品有《项脊轩志》等。

著有《震川文集》。

3、王世贞与后七子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的文学思想，效法汉魏、盛唐，推崇李梦阳、何景明，同时对格调法度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

在创作上，后七子的拟古之风较前七子更甚，以至于难脱蹈袭的窠臼，存在着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的严重脱节。

认为唐宋派作家“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反对重理而轻辞的态度。

王世贞诗文集合起来接近四百卷，有感时伤事的政治诗，现实感强。

王世贞早重格调，晚重性灵，“有真我而后有真诗”，后七子中一些成员也重“性灵”，则似乎可以从公安派直抒胸臆的“性灵说”中找到影子。

这些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前后七子与晚明文人主张上的内在联系。

三明代后期诗文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大都以中期的复古运动作为自己的反拨对象，提倡张扬个性、抒发性灵，诗文创作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李贽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革新理论家。

他反对摹古复古，反对贵古贱今，提出“童心说”。

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大张旗鼓地反对拟古主义，提倡“性灵说”，表现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精神，其诗文创作清新流丽，但失之于浅俗浮滑。

在公安派锋芒渐退之际，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趁势而起，一方面其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十分接近，另一方面又欲通过幽深孤峭的追求来矫正公安派的流弊。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文风也开始转移，复社和几社等爱国团体重新举起七子的复古旗帜，反对抒写性灵，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

不过他们在国难之际的创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题材由狭小变得开阔，内容由空泛变得充实，风格由纤弱变得雄放，已突破复古派的桎梏。

此期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小品文渐趋盛行，晚明小品文极富文人化、个性化，实际上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代表作家有三袁、张岱、王思任等。

1、李贽启蒙思想家李贽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革新理论家。

他反对摹古复古，反对贵古贱今，提出“童心说”，认为使文学去假存真，就必须割裂与道学的关系。

主张抒写自然的人性，其文学观念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色彩，反抗传统价值体系，强调人的个性与自身价值，为公安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卓吾论点鲜明、立意奇特，以论说犀利、态度分明、文风质直见长，不向世俗屈服。

2、三袁与公安派公安派是明代万历年间兴起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三袁世居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