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朝建行省、抗战时期）
回顾贵阳的发展史，是一部鲜活的移民史。

多次而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形式，带来了自然科学，甚至融进了新的外来语言……给贵阳这座西南之城不断带来新的冲击和碰撞,而多次大量的移民,也使贵阳人的血液中多了宽厚与包容的因子，使得这座城市能很快的将这些外来的东西吸收并创新,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前进。

贵阳地区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唐宋时期由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城邑，当时的城邑极为简陋狭小，“城内街道、初本狭窄,车舆辐辏、肩摩踵接”。

其时,贵阳虽为黔中首邑，军事用地，但交通阻滞，物品运输极为困难，因此产业不甚发达,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

居民多以农业为生，商贾大多是湘、赣、川等外省人,且本地人资本较微,难以与外商竞争。

明朝中后期,由于驿道渐开,统治者实现屯田垦荒，改革工匠服役制度，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也逐渐兴起，据《贵州图经新志》（弘治)记载，在元代至正年间(134１年—1368年）就有江西商人彭如玉到贵阳。

到了明代，贵阳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明永乐十一年(１413年）贵州建省，明朝隆庆二年(156８),迁程番府于贵阳，取名贵阳府,贵阳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一时期贵阳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以
大十字为中心的坊市，据《贵州通志》（嘉靖）记载，贵阳内外著名的坊市有１2处,治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风宪坊市,治城东门内有小十字街市,治城南门内有南市,治城北门有北市,治城北门外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凤鸣桥市、洪边巷口市,治城南门外有马荣街市。

在贵阳城外近郊的几个较大集镇有集场贸易，有固定的集场时间和地点，设有场主进行管理，负责解决纠纷。

交易的方法有物易物和银钱购买，以前者为主,交易的对象,卖者主要是附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买者多为城内住户、官吏、驻兵家属等。

这表明贵阳城市功能已经从单纯的防御作用向防御作用、贸易作用转换。

清朝时期，清政府在贵阳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中原及邻省人员迁入，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一定发展，推动商业的发展。

贵阳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制造火柴、皮革、服装,后省府举办兵工、抄纸、造币、白药等厂及电气局,其中小资本经营最多，推行最广的是土机织布。

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地区外国商品涌入，贵阳商业市场发生变化,烙上了半殖民性质的印记,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整体上贵阳商业仍未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

清代贵阳商业特点：一是形成7２行商业格局，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街成为兴旺的商业区。

出现制革业、糖果海味业、火柴业、照相业、修理钟表业等新兴行业，1888年,创办同济堂中药店。

清朝时期的贵阳城已有街巷123条,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通往东西南北的“万家灯火”
之城。

二是五方杂处,外省人结帮经商,会馆接踵而立。

从事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大增，城中行会林立,会馆众多，各地客商云集，集市贸易迅速扩展，坊市不断增多。

三是洋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出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纱、洋布、洋油、洋火等商品已有一定市场，贵阳成为贵州省最大的洋货市场。

1９11年１0月,盐商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开业,成为贵州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

四是同行业汇聚经营,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产生。

如轿夫巷、鲜鱼巷、粑粑巷、皮匠湾、铁匠街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

五是商业经济性组织出现。

清代以前,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形成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极为缓慢。

民国时期,地方民族工业逐渐兴起,贵阳轻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至民国2５年（1936年),全市已有造纸、印刷、玻璃等小型工厂和六七百家手工业作坊及家庭作坊。

但由于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形成的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缓慢。

抗日战争前，贵阳属于农业社会，地方交通不便，保守性特别强,是一个典型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既没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也缺乏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就仅有的工业而言，也仅集中在印刷、染织、火柴、制革业。

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工业是根本没有。

曾出现过挖掘煤炭的事业,但也只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而采用土法进行的小规模开
采。

商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商业资本不足、交通运输落后和社会购买力地下,发展也极为有限。

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埠厂商内迁，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加上贵阳地区资源比较丰富,许多轻工业应运而生,机械、化工、卷烟等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贵阳轻工业发展的兴盛时期。

１9３8至19３9年迁入贵阳的厂商达101家。

此后贵阳新兴工厂不断出现，1941年注册７家,1９４３年达2５家，1９４4年注册67家,工人总数由战前的536人发展到35０0余人,资本总额由战前的1３.５万元增长到５73５．6万元。

贵阳近代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速度、数量和资本总额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主要工业门类的系统化上,战时增加了卷烟、电力、橡胶、水泥、电器等,形成以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为龙头的多门类的生产经营。

1９３３年贵阳出现第一家机械工业，到1943年就已达1６家，总资本额３30万元；193６年前贵阳五卷烟厂,１9４3年先后开办了金筑烟厂等3家机制卷烟厂,到1９4５年卷烟厂达65家之多，年产32００箱。

随工厂数量、门类的增加和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技术管理人才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１940年该公司有高级管理人才、专门技术人才和职员６27人,技术工人1191人，到1944年增加到10８４人和167６日。

可见贵阳近代工业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经济近代化。

随工业交通的发展,人口增加,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业也得到
跨越式发展,出现空前繁荣。

贵阳工商业１9３7年仅为142０户，资本总额180万元；194３年急剧增加到4２3９户，资本总额增至106０0万元;194５年又增至542２户,资本总额２1０00万元。

民国2８年(１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商业地段墙毁屋摧,但几年后迅速恢复繁华。

据《贵阳市工商业调查记录》记载,民国3２年（1943年）贵阳商业中,以旅馆业最多,达４１5家,茶楼酒肆次之,有2１9家。

但战后随厂商离去，工人返乡，人口骤减,销售市场萎缩,洋货充斥市场,加上国民政府腐败统治、赋税繁重、物价飞涨，地方民族工业特别是大多数轻工业收到严重冲击纷纷倒闭，贵阳轻工业经济发展萎缩。

1947年，电池业由原来8家仅存２家；陶瓷业减少一半；日用化学工业由29家降至１１家；日用玻璃业产量由194６年的６0吨下降到1949年的２8吨;皮革户减少１9%。

到解放前，贵阳商业户数由1９4９年初的5213户下降到10月的3952户。

而且贵阳市轻工业多为手工、半手工操作作坊,工艺简单，产量极低,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单一,处于零星分散的衰败状态。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西移,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贵阳，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极大提高了贵阳城市的行政地位。

又因战时贵阳城市经济、交通、教育文化的发展，促进贵阳城市经济功能的空前增强,使贵阳发展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

道路交通建设:抗战爆发前,贵阳街道只有中华路、省府路、中山路、黔灵路、环城马路等几条主要干线,约60管理。

抗战爆发特别是贵阳设市后,根据《国民政府都市计划法》拟定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进行道路建设、拓宽工程。

从１941-1９４5年完成道路拆修36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和城市街道的兴修,贵阳市城区交通得到发展,到１９4４年１月，贵阳各种车辆总计2５83辆,其中汽车64辆，马车5１0辆,人力车１627辆,自行车３06辆。

公用事业起步:城市公用事业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的大量人力、物力的内迁，成为贵阳市公用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供水方面,194１年，贵阳市政府设水道工程处,负责给水工程建设，至１943年，建立配水站3 处,延伸瓦质水管180０米，初步建成城内低区配水系统。

供电方面，193８年,贵阳市发电量为150千瓦，日发电量785度,用电户数73户。

至1945年发电量为1045千瓦，日均发电量１2９６0度，用户33００户。

通讯信息方面,贵阳邮局从1936年的2处增加到1943年的１3处。

1935年，贵阳出现长途电话。

抗战期间,贵阳市装配了载波电报机、无线电话机等先进通讯装置。

到1945年，贵阳至邻省的直达话路达1０路,省内谈话达52县。

城市绿化方面，19４１年兴建河滨公园,1942-1９4６年，先后修筑5处广场。

抗战期间城市建设的发展，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贵阳城市近代化发展。

贵阳地处西南边陲,其文化与中原地区通都大邑比较,由于地理位置、社会需要、民族构成、表现形式、发展历程不同,从而自有其独特之处。

贵阳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次移民不仅给贵阳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居民和技术、资金,也带来了各地文化,五方杂处成为贵阳显著特点。

各个民族长期的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贵阳文化。

贵阳文化的多元性在语言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汉语自明代以来广泛通行,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至今仍然通行少数民族语言。

从历史上来看，贵阳地区人口曾经以少数民族为主。

以布依族和苗族最多,少数民族居住地分散,居住环境各异,加上崇山峻岭的阻隔,彼此之间长期失去联系，各部分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习俗各不相同。

各少数民族的起源、迁徙的历史都无从在纸面上寻找,而是以民间传说、歌谣的形式，通过口头的传承延续下来。

明代以后,汉族开始大批移入，贵州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

语言环境也随之改变，汉语逐渐成为省内许多民族间交往的语言。

贵阳方言属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川黔方言。

川黔方言的一致性很高,贵阳方言总的说来与贵州省境内川黔方言各小片的差别不大，与省境之外其他
川黔方言点如重庆、成都等地的方言也很接近。

贵阳方言一般指贵阳城区的方言。

由于贵阳城区近几年发展很快,人口迅速增加，贵阳方言在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贵阳人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真正操纯粹老贵阳方言的人在贵阳总人口中已经属于少数,而操新贵阳方言的在年轻人中是大多数。

明朝在贵阳设立提学道和单独开科后,贵阳文化教育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全省文化教育中心。

明朝贵阳文化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王阳明，正德元年（１５06年)王阳明因宦官陷害,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境内)驿丞。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正德四年(1５０9年）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他在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要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得。

从知（本然之知）到行(致的功夫)再到知（自觉之知),构成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框架和结构。

清朝时,贵阳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官学、书院增多，科举扩大。

晚清时，近代文化传入贵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出现新的变化，政府下令设立中学堂和小学堂，贵阳新式学堂有官立、私立、公立、客籍、教会等设立的学堂60余所。

同时还出现电报、电话和邮政，产生报纸、杂志，办起了官书局和文通书局。

还在戊戌变法前两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工
部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

所谓“一经五纬”,就是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科学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和派遣游历者（留学和出国考察）为“纬”。

他的主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

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明，主张从教育入手引进“西学”。

光绪二十三年(１89７年）,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选拔高材生四十名入学,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地理、英文等课程,其讲求“经世致用”的经世学堂，与湖南的时务学堂同年,在全世界人民处于领先地位。

严修主张破格求才,录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算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开启一代新风。

光绪二十八年(1９02年)，贵阳掀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

贵阳的小学堂及中学堂纷纷开设了算术、格致(后改为自然)、物理、化学、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

贵州大学堂后改为贵州高等学堂,教学以经史、中外政治、图算、西艺为主,中西各学分班传习。

又设农林学堂、蚕桑学堂、矿业中学堂,传授专门技术。

光绪末年,贵州实现了一项零的突破;派遣１５1人留学日本，通过“东洋”学习“西洋”,主动引进新的知识。

随后又有多批留学生出国，分赴日本、欧洲、美国。

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贵阳，以及“五四”运动、贵阳中共组织的建立、红军长征过贵阳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贵阳文化艺术出现许多新事物、新景象,但总体上仍在缓慢发展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贵阳成为后方重镇,沦陷区许多文化
教育机关迁入,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来到贵阳。

贵阳本地文艺界也纷纷成立贵阳文艺界抗敌救国会、中苏文化协会贵阳分会等各种团体，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文化艺术得到巨大推动,掀起了贵阳市现代文艺发展的高潮。

这以时期出现了每周文艺社等学术团体。

创办了《文讯》月刊、《七七“半月刊等期刊。

以及《革命日报》的《晴岚》，《贵州日报》的《革命军》、《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前路》、《贵州晨报》的《突击》等报纸副刊。

骞先艾出版了《乡谈集》(１942年）、谢六逸出版《日本之文学》（１９40年)、矛盾等许多全国知名作家都在贵阳的刊物上发表作品。

翻译家曹末风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了１2本，著名词学家吴梅将《霜崖诗录》、《霜崖曲录》、《南北词间谱》等著作献给贵阳人民。

19４2年,文通书局邀请马宗荣、谢六逸主持成立编辑所，聘请全国１１２位全国知名学者为编审委员，出版了《大学丛书》等数百部新书，活跃了抗战文化。

这一时期，贵阳戏剧、音乐活动蓬勃开展。

19３6年成立了沙驼业余话剧社,19３7年成立筑光音乐会,以及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这些团体到街头、学校、农村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抗敌救国独幕剧、活报剧等,激发了贵阳人民抗日热情。

同一时期,京剧、川剧、评剧、越剧等剧种也进入贵阳，在贵阳安家落户。

期间贵阳社会文化设施增加,先后建立贵阳贵山民众图书馆、贵阳民众教育馆、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省立科学馆、贵州省立艺术馆，极大丰富了贵阳的抗战文化活动。

抗战胜利后，外地迁筑的文化机关还乡,繁荣的抗战文化艺术又步入低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