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中国历代谏书—明代卷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重。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使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则必以簿书、期会、狱讼、钱谷之不报为可恕，而世俗流失败坏不可不问，而后正风俗之道得矣。风俗即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为郡县守令，为民之师帅，则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职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将何以教养黎民哉。
守令亲民之官，风宪亲临守令之官，未知所务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论其秀士而升于太学，曰俊士；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升诸于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详如此，成周得人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员考于礼部，升于太学，使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洗历代举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员升于太学，或未数月，遽选入官者，间亦有之。臣恐此辈未谙时政，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下困黎民。虽曰国家养育之仁，然世间奇才，罕有如颜回、耿龠、邓禹者，固可拘于常法，虽贾谊之才，汉朝以年少难任委之。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选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贤者宁有几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昔年所举之人，岂不深为痛惜首！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之之道，臣尝读《大学》而知之矣！有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是则平治天下之道实本于此。臣窃观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颇知其略矣！恒产未制而贫富不均，赋敛未平而田多荒芜。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军卒有多余之丁，而惟务于工商；僧道有污杂之众，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务末者常胜，而务本者常负。此三者，生之未众之害也。养兵太多，而有徒食之军；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员。此二者，为之未疾之害也。官吏役民，或夺其时，或尽其力。此二者，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民粟有可储之时而不储，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
凡此，皆臣所谓求治太速之过也。选自《叶居升奏疏》卷2
资治策疏 王叔英 主题：治国
臣闻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为人君者，将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后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从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
古者用民，岁不过三日，然役之必于农隙之时。后世事繁，故徭役浸多。唐太宗制租庸调之法，岁不过役民二十日，盖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称之。今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县，人丁应役不给，丁丁当差。男丁有故，役及妇人，奈何而民不穷困乎？盖由州县有应并省而不并省者，其民即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县，虽不尽其力，亦夺其时。民稀州县，即夺其功，又夺其时。斯二者岂非有害于为之未疾者乎！
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风化，访察善恶，条举纲目，约有万事，至于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狱讼为要务，以获胜多者为称职，以事绩少者为塌茸。一有不称，虽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虚文末节而不暇举。若是谓之察恶亦近之矣，所谓宣导风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赃吏，决一狱讼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为治之大者也。此风宪未知所重之失也。
古者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是以斧斤以时入山林，而林木不可胜用。数罟不入夸池，而鱼鳖不可胜食。后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时。急于近利者众，故其入夸池多以数罟。由是材木不给，鱼鳖不充，此所谓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储，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积，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民无菜色。后世赋重役多，故民无余储。然汉宣帝时，以岁数丰，谷贱，农人少利，因置常平仓，令谷贱则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则减价而粜，以利民。至隋唐皆有义仓，于收获之后，劝农出粟，以防饥馑。皆良地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灾，何以备之？此所谓民粟有可蓄之时而不蓄者也。
古者制民之法，以农为本，故常厚之；以商贾为末，故常抑之。后世抑末之法犹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费广食众，不能行之，故为商贾者益多。然商贾获利即厚，则财货有余，农民往往衣食不给，反称贷于商贾。况又有工艺之家，男女或尽弃耕织不务，而施奇技淫巧为服用之物，以渔厚利，徒多费工力，而无益于实用。农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当其一夫之获；积一岁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务末者恒有余，而务本者恒不足。斯三者岂非有害于生之未众者乎！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文贴，里中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点视种莳，次第旱潦预备之具也。以学校言之，廪膳生员，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处师生缺员者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学为重，教民之急务，故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如是之详。今之社学，当镇城郭，或但置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以教养为己任，徒具文案，以备照刷而已。及至宪司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恻，亦未尝差一人巡行点视。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争斗之俗成，奸诈之风炽，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务之失也。
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税，通乎天下，而赋敛以平。后世田有官民之分，税有轻重之异。官即事繁，而需民者多，故田之系于民者，其赋不得不重。惟系于官者，其赋轻。而亦有过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则赋税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为瘠，赋当轻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赋，虽比之民田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输之官仓，道路即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实有可输富民之余，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后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则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赋敛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芜也。斯二者岂非有害于生之之本乎？
古者兵出于农，则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为兵者，即不耕而食于农者多。而又多余丁，不为商，则为工，是亦不耕而食于农者。人之务末者众，而务本者寡，实由乎此。此军率有多余之丁，可以裁减归农而未裁减之故也。古之为民者四：曰士农工商而已。后世益之以僧道，而为民者六，故务农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净无为为宗，而后世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利，由是为之者众。往往食肉饮酒，华衣美食，肆欲营利，无异于污民。是则于其本教即忍违之，况可律之以圣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为生，无补于世道，而有败于风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获罪难免，犹谓人之事彼者，足以获福，且辍己之衣食以奉之，且惑世诬民甚矣！昔唐高祖尝议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众，而资食者少，实由是此。此僧道有汗杂之众，可以省除助农而未省除之故也。
臣请得而详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受田百亩，故民生业均一。后世井田即废，故民业不均。至于后魏有均田之法，北齐有永业之制，唐有口分世业之田。虽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几使民有恒产者。自唐以后，恒产之制不行，富强兼并，至有田连阡陌者。贫民无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输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恒产未制之害也。是以贫富不均也！
万言书.求治太速 叶伯巨 主题：治国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后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后号称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盖天下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政治之道，固不可骤至。今国家即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纲纪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谓安矣。而皇上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好生，令下而诈起。故朝诛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称主上求治之心也。
古者天子六军，诸侯用兵不过三军。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过二十万，十万屯京师，十万屯外郡。今京师之兵已十万，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己。以此推之，今之兵过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实由于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后世事渐繁密，故官亦渐增。然唐太宗省内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贤，足矣”！今内外大小之官，数以万计。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员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赋敛之难平，储蓄之难丰，亦由于此。斯二者，岂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
明代
治水议 宋濂 主题：治水
比岁河决不治，上深忧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沈两圭有邸及白马以祀，又置行都水监专治河事，而绩用未之著。乃下丞相会廷臣议，其言人人殊。濂则以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国为甚远，甚势湍悍难制。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余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汇为阿剌、脑儿二泽，又东流为赤宾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阑之水从南会也，里木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曰脱可尼，译云“黄河”也。河水东行，又岐为九派，曰孙斡，译云“九度”也，水尚清浅可渡。又东约行五百里，始浸浑浊，而其流益大。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四时皆积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腾乞里塔，译曰“昆仑”也。自九渡东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仑之南。又东流过阔哈剌别里赤与纳邻哈剌河合，又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其来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孟津，洛讷，至于大丕。大丕而下，酾为二渠，载之高地，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竭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周定王时，河徙令砾，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渐致湮塞。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孝武时决刳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势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筑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其后又疏为屯氏诸河。河且入于千乘间，德棣之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衮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至于宋时，河又南决。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数千里湍悍难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郓地几千里，悉为巨浸。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南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其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于此。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盖财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功而后就。惑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偾事者也。濂窃愤之，因备著河源以示河势之深且远，不分其流，决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闻于上，则河之患庶几其有瘳乎。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选自《宋学士文集》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