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生的坎坷命运

中国古代医生的坎坷命运

医生的社会地位依不同社会而有变化，它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主导思想尤其统治者对医学和医生的态度。医生社会地位的变化又对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上方面来说明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的变化，并进而探讨分析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以期我们今天能够以史为镜，从中吸取教益。

一、夏——西周

在人类阶级社会早期，在医学发达之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所限，人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不足，抗争手段又十分有限，因而对于各种疾患不得不主要乞求神灵的帮助，因此这一时期是巫医占统治地位与巫术盛行的历史阶段。但巫医并不是专职的医生，仍属于“巫”的范畴。

这一时期，巫教盛行，神秘主义的空气如迷雾般笼罩着整个社会，作为专管祈祷、祭祀的巫，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行事，通过占卜吉凶祭祀等活动影响国家大事，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社会上有着极其显要的地位。在长期的祈祷祭祀活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吸取人民群众中的某些医药经验和知识，以能和鬼神相通的姿态，用迷信的方式为人治病，给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相混的假象，这部分巫即所谓的巫医,是早期医生的先驱。在当时没有专职医生的条件下，巫医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虽然此期巫医主要以巫而非医生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是他们毕竟是人类社会早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其社会地位，凭借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最初的医疗活动和知识集中起来，予以神秘化的思考，把一些有效的医疗经验和药物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从而为后世医学能够从巫术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可能。如具有“古之巫书”之称的《山海经》，作为上古巫师从业的依据，本是巫教中的经典[1]，该书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药物学知识，准确地记述了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效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医学方书，书中就有不少巫祝（巫医）治病的方子；众所周知的甲骨文中更有许多关于疾病的记载。如果没有巫医对医疗和药物学知识系统整理并记载于《山海经》等有关文献中，上古的医药知识能够流传后世，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巫医这一职责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我们应该肯定巫医对医学发展积极影响的一方面，而不能对其一概加以否定。

二、春秋——西汉前期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变革。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各行各业日益趋向专业化，医学开始从巫术中分离出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行医济世的专职医生。《周礼》把“巫祝”列入“春秋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于“天官冢宰”管辖。从此医巫分家。

此期的医生与殷（西）周时期披着神秘外衣的巫医比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不起重要作用，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当时“学在官府”，知识主要为贵族统治阶级所垄断，从事医学的知识分子——医生的地位自然与当时的普通百姓不同，而属于“士”的阶层，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地位[2]，并且为社会所重视。如医生扁鹊到虢国，虢国国君迎之于宫廷中门，称其为“先生”；经过齐国，齐桓侯以贵客之礼待之。当时就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对医生这一职业比较看重，“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医生）”。

医生社会地位虽难与早期巫医相比，但医学毕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摆脱了巫术的束缚，医生不必再像巫医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从事医疗活动，进行经验总结，并加以理论提高。另外由于各诸侯国为自己统治需要，积极招贤纳士，招揽各类人才，医生在当时作为士的一个阶层，也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活动是比较自由的，如扁鹊周游列国，曾到齐、赵、虢、秦、周等国行医，并根据各地群众需要而做不同专科的医生；秦国医生医缓与医和曾分别到晋国为晋景公、晋平公诊治疾病。由于这一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处于分裂的局面，文化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有着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医生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可以使各国百姓在患疾病时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治，同时因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也为到各交战国的医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领域，丰富了他们临床实践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医生自由流动也利于医学的交流与提高，医家不拘处于一方，特别到经济文化发达的诸侯国，可以吸取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及技术并引用于医学领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中医学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等学说就是这一时期被应用于中医学理论、并以之指导临床实践的。

秦朝时，始皇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宠信方士（此时的方士包括医生），焚书坑儒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3]，医药之书不在焚烧之列，使医学在这场文化浩劫中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医学能够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西汉前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为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统治者不得不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为稳定社稷安定，政府十分注意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有关情况。汉文帝曾召见当时名医淳于意，详细询问其学医经过以及诊治疾病和带徒弟的具体细节，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司马迁将这些内容记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留下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诊籍”。

三、西汉中期——唐五代

西汉中期，是封建社会巩固发展的一个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加上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空前的重农抑商限工各项经济政治政策，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序此期也已定型。自从孔子首创私学，学术文化开始下移民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此“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已完全被打破，普通百姓亦可较多获得知识，医生由于医学知识的技术性质也已完全被以“工”视之，医术被归为方技之类（《汉书•艺文志》）。医生由原来士的阶层而入“工”的阶层，地位不能不说有所下降。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诸子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被

打破，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大一统思想指导政治，并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典籍定为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封建士人的必读之书。官吏选拔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家思想重视人文伦理知识而轻视科学技术。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首要。“治国平天下”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要“学而优则仕”，读了书后就要出来做官。对知识分子来说，出仕是唯一正途，而其他则视为旁门左道，所学的东西都统一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治人”为本，“治物”为末；“重道轻器”轻视自然科学技术，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如医学，则被认为是“小术”、“方技”，“医卜相，皆方技”。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也同其他劳动性质的职业一样，受到歧视，医生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是大大跌落了。

这样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人们羞于行医，甚至以之为可耻，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有可能从事医学时鉴于社会压力及心理影响，而对行医望而却步，这样必然会使医学在继承发展方面失去许多优秀人才；另外，也易使许多统治者歧视医学，甚至摧残医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学的正常发展。如东汉名医华佗即使在医术绝伦、名满天下时，仍为自己行医而后悔，“兼通数经”，“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其后来因不愿做曹操的侍医而得罪于这位当政者，以致被收审入狱。当荀彧以“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之语为华佗求情时，谁知这位在历史上有着“唯才是举”重视人才之名的统治者竟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最终一代名医被残忍地杀害了，致使其著作竟无一字流传于世，千古外科名方——“麻沸散”也自此失传，令后世医者深为惋惜。同时期另一名医张仲景，对中医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当时所谓正史中竟无一字记载，“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乃不为仲景立传，是故君子有遗憾焉。” [4]由此也可想象出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曾有许多士大夫精通医学并出现了一些门阀医学世家，但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只是把医学知识作为自己保生立命的一种工具，大多不愿用之施治于广大普通患者。如东晋士大夫殷浩，是当时清谈领袖，精内典、善经方。但他却不肯为下级人员看病，某次有一下级职员之母有病，请他医疗，至叩头流血以求乃为之。当医好病人后，就将自己的经方烧掉，恐怕人再以医家视之。这说明那时士大夫的学医，尽有为己而不肯为人之目的，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医家地位并不怎么高[5]。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一方面唐王朝完善隋代的科举制度，广开仕进之门，使知识分子趋之若骛，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以求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唐代最高统治者大多喜欢诗文，并进而影响到儒生、士大夫阶层，唐代文学艺术的极度繁荣与此不无关系。然而他们大多对医学不以为然，甚至蔑视，“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 [6]当时文学大家韩愈则说的更坦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原以文名世，很有才学，学医后史书就把他归列为“方技”类，而不入儒林，朱熹对此非常惋惜，唏嘘不已，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 [7]仅此医生入“另册”一条，就足以使许多本来愿意从医的儒士却步。难怪宋代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