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毕业论文

【标题】论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
【作者】何锦秋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文化情结
【指导老师】袁联波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谈论周作人，现在依然是个具有很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他仍然有许多困惑的问题。

关于他的争论，在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评价的差距也是非常的大。

他与鲁迅是中国文坛两个被称为“冷”与“热”的文学家。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生于浙江绍兴。

一九零一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教书。

一九一七年到北京大学工作。

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了新文化的主要参与者。

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伪国民政府官职，成为附逆之人。

晚年生活凄惨，可谓一生坎坷老来不保。

而他对日本文化情结却是始终不渝。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还找不到象周作人那样与日本联系那么紧密的作家。

郁达夫也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对日本充满了热爱之情，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被他极其信任的日本宪兵杀害。

郭沫若，也有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他在日本的时候对日本文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日本文化极其崇拜，然而他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从容的站在了反对日本的立场上。

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除了喜爱之外，更多的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日本文化中，使他更了解日本文化，使他对日本文化更加喜爱，从而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周作人曾生活学习在日本，对日本有着复杂的情感。

他对日本的民风民俗是热爱的，同时也对中日这两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

周作人刚踏上日本的土地，马上就感到了日本民族衣食住与民族风情的亲和力。

第一天到东京，第一个遇见的人，即伏见馆馆主的妹妹。

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周作人感到她“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样子使他感到很好奇。

多年以后当他谈起最初的感受时，依然深情回忆在日本生活实际接触的最初的印象。

这印象很平常，可是也很深刻，因为他在这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周作人还多次在作品中对日本人对待裸体的态度和赤足大加赞赏，认为日本文化没有宗教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的假正经，肯定赤足实际上是一件很健康的心态。

他从两个民族文化的认同上的不同进行比较，便不难理解他对中国妇女习惯缠足的“嫌恶”了。

周作人在《日本的衣食住》中谈到对日本文化有一种“爱”的原因时说：“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

”[2]一些中国留学生刚到日本的时候，都憎恨日本饭菜清淡，枯槁，没有油水。

周作人却说“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

”[3]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周作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与日本文化的在某些方面是很相似的。

正因此，他对日本文化理解得特别深、特别独特，并能够比较容易地捕捉和吸取日本文化的精
华，所以被称作是“知日派”作家。

周作人研究专家钱理群认为日本学者的周作人研究比中国人要做的好。

这是因为他们具有着几乎与周作人相同的审美情趣，不然就不会有钱理群所说不如日本学者的慨叹。

钱理群说：“周作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日本，属于东方文化。

”[4]如果我们说周作人与日本人具有某种相似，对相同的事物有相同的审美反应一点也不过分。

周作人的审美趣味与日本文化某种一致或相似，只是周作人日本文化情结的表层，更深层的在于，周作人从日本文化所保留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的苦难命运中，触摸到中日两个民族的共同的历史血脉，超越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界限，感受到同为东方两个民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性的事实。

一、周作人文学思想与日本文学思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向来因为博古通今而著称，他自己却颇以“杂学”自许，其文艺观念的来源也相当复杂。

而日本的现代文论对周作人文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对周作人一生的文学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周作人“人的文学”与日本文学思想
二十世纪初，周作人发表了在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

这篇文章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的理论焦点：“第一，论述什么是‘人’或‘人性’，回答是，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具有‘灵’与‘肉’，也就是神性与兽性两个方面；神性与兽性的结合就是人，灵与肉的合一就是人性，并提出:‘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

’第二，是论述自我与他人、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

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5]并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致、利己又利他的文学。

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与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现理想的生活。

在周作人这里，新文学所指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是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

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促进人性的发展。

上述周作人的两个理论焦点，与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两个基本理论观点很相似。

早在周作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日本文坛已经鲜明地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密切关注日本文坛动向的周作人，无论是这两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回答，都与日本文坛的影响有关。

首先，用“灵”与“肉”这两个范畴来界定人性，将灵肉一致作为人生的理想状态，是受了日本现代文学理论中的相关理论的影响。

日本文坛用灵与肉的对立统一来概括文学的发展历程，从而展开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学观。

他们把灵与肉是否一致，看作是文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原因。

他们认为“灵肉合一”才会有高度发达的文学。

这一理论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文坛影响较大，灵肉一致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日本作家在理论和创作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并且影响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和人生观。

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作家自然也不可回避这样的影响。

周作人很早就明确地把“灵肉一致”作为一个理论引进过来，并把它作为“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

周作人将这一文学理论进行加工最终形成了周作人自己的理论，他在“灵”与“肉”关系的阐述中，则始终注意两者的调和与一致，从而显示出他的理论主张个性特征。

除了灵与肉的关系之外，个人和人类的关系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构架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而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也是日本现代文学所探索的中心问题。

众所周知，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的和直接的来源是日本现代文学理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和日本作家一样，周作人是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定位，作为“人的文学”的根本问题来看待的。

那么，周作人在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上指出: “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

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

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

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

……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耶稣说，爱邻如己。

如不先自爱，怎能如爱自己那样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
显而易见，这种主张与基督教的广济博施、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而是把自我、个人置于优先地位，首先发展自我，然后顾及他人。

概括起来，就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

这种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与日本学者的人道主义具有相同的理论构造。

两者都是批判地否定单纯的个人主义和单纯的人道主义之后的产物。

这种思想主张的形成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他的“人的文学”主张从单纯走向成熟的过程，由此表明那时侯的他已经在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完成了从单纯理解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向更加全面的认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转变。

（二）周作人“平民文学”与日本文学思想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发表后，又发表了题为《平民文学》的文章，提出了“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概念。

对平民文学的提倡，是中国五四新文学建立和发展的必然的内在要求，但从外部条件来看，日本的“平民主义”和“平民文学”对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也有很深的影响。

在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思想界、文学界的“平民主义”思想盛行。

当时的很多日本文学社团都提出了自己的平民文学主张，使日本的“平民文学”在某种程度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观，又有他鲜明的理论个性。

在《平民文学》中，他强调指出:“平民文学决不是通俗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

他的目的，并非要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

”平民文学的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

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文学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其两者间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的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性，感情的真实性。

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体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的真实情况，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实情感。

不久以后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中的观点又做了补充，他说:“关于文艺上的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全是坏的。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

”他不但表示“怀疑”，而且认为贵族精神比平民精神好，所以他得出结论真正的文学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文艺应当以平民精神为基础，再加上贵族精神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

此时的周作人所理想的，就是平民的贵族化。

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赞同日本现代作家们的看法。

他们认为随着电影、广播、画报的出现，像文学这样的东西读的人越来越少，文学虽然不会灭亡，但是它的普遍性与通俗性将要失掉。

周作人表示“到图书馆的一角读文学作品，这一件事实是很贵族化的”。

[6]周作人更明确地提出:“文学家实际上是精神上的贵族”，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思想是一样的。

由此周作人将平民思想和平民文学全部否定了。

开始由人道主义的平民文学的提倡，走向贵族文学的理想，周作人的文学观发展至此，与日本学者的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也有些相似。

日本学者的某些社会实践的失败使周作人重新思考“平民主义”，周作人后来反省时说:“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有些相当的主张。

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

”对周作人来说，出现这样的思想变化是必然的，以后他身上的那种贵族气质越来越浓，对民众越来越瞧不起，越来越不相信。

另一方面，周作人对有关平民生活的文学艺术、文献资料的兴趣，却一天天地增加。

周作人喜欢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符合自己的审美。

而是因为他可以从这些可以说是卑贱和俗气的东西中找到自己可以拿来进行玩味的东西，从而表现出一个所谓绅士的趣味。

而后来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与他的思想、气质和文学理想格格不入。

他表示反对驱使文学家“去做侍奉民众的乐人”，所以最终从提倡“平民文学”开始，以认同“贵族文学”而结束。

（三）周作人“闲适”文学观与日本文学思想
周作人放弃了“平民文学”的主张，当他开始用贵族的心态研究和欣赏民俗文艺的时候，他的“闲适”文学观也就随之形成了。

他在《自己的园地》中说，希望用自己的园地把自己与时代、与社会划分开来，并明确的提出来“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的主张，认为“想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

周作人闲适文学观的形成，是他思想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同时，作为外因，日本文学的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中，在这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余裕”文学论和“游戏”文学论。

周作人早在日本时就特别介绍“低徊趣味”的文学和“有余裕”的文学，并且周作人用夏目漱石的话来说: “品茶浇花是余裕，开开玩笑是余裕，以绘画雕刻来消遣也是余裕，钓鱼、唱小曲、看戏、避署、温泉疗养都是余裕。

”对照周作人后来的生活与创作，“低徊趣味”的文学和“有余裕”的文学，可以认为也就是周作人创作的自画像。

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周作人也说过有着同样意思的一段话: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越精练越好”。

实际上，日本的这种“有余裕的文学”周作人认为只是可以玩味的享受人生的东西而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所以在他的这类文学作品中皆是反映自己人生而不涉及其他。

周作人对“余裕”和“游戏”的看重和推崇，很大程度地体现了周作人的审美趣味。

“余裕”和“游戏”，其实都是后来周作人用来传达“闲适”文学观的一种内在的表现形式。

周作人知道，在现代中国的乱世中谈“闲适”，决不会那么容易。

一方面，这种“闲适”和当时的紧张战乱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周作人自身立场观念的游离不定也难也适应他所说的“闲适”。

所以，他不得不经常改变自己对“闲适”的看法，有时说他的“闲适”是“苦闷的象征”，有时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有时说“闲适是一种难得的态度”。

看来，周作人“闲适”并不是真正的闲适。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学理论中的“余裕”的文学和“游戏”的文学对周作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周作人散文创作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他的文学思想，他的散文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重要影响。

钱理群认为:“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

”[7]
（一）日本散文随笔与周作人散文创作
周作人最喜爱的还是散文这种文体，曾经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喜读日本散文。

他回顾自己与日本文学的最早接触时，从小说谈到散文，并且特别提到自己不喜欢小说的理由:“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

”而对于日本中世时期以及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散文作家的散文，他特别感到有兴趣，喜欢他们的“超俗”与“冲淡”。

日本散文历史悠久，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日本散文是作者随时写下来的随感、随想、漫文、断章等。

日本散文文学传统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自由性”和“随意性”。

作者取材于客观的日常生活题材，主要表现自己的主观思想和感情，自由地叙事抒情议论，以随时、随地、随意为特征。

随笔作者以表现自我人生体验为基础，强调个性的表现，有浓厚的主观性。

周作人之所以喜欢日本散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周作人认为:“不管是谁的文章，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假如这是同的，那么自然就是一类，名称不成问题，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

”在他看来，散文是一种能够自由表达个性思想感情与趣味爱好的文体，这正与他追求自由地表现个性思想的文学理念相契合。

周作人对于自己创作的散文小品，常常自称“随笔”，表现出一种自由随意的创作心态。

我们从他为自己的散文集所作的引言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

周作人对自己写随笔的状况与心态作了一番描述，他称：“自己是在工作的繁忙与生活的单调无聊之余，偶然也有一两小时可以闲散的看书，而且所看到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心目，仿佛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一般，疲倦的生命有恢复了一点活气，引起执笔的兴趣，随意写几句，结果便成了零碎的随笔。

”此后，他又称自己在雨天“随便写一两行”的文章为“雨天的随笔”。

由此可见周作人在刚刚开始散文创作时，就是因为日本散文这种自由随意的写作心态，才形成了他的写作态度题材选择和表达的方式，直至他的晚年。

（二）日本茶道与周作人散文创作
我们从周作人的散文中，可以发现他追求清淡休闲的闲适生活趣味，喜欢在“苦茶庵”中过一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脱俗的生活。

在周作人的生活中文学作品中都有着浓郁的茶文化，然而这与他曾生活在有着传统茶文化的日本是分不开的。

周作人的“苦茶庵”式的人生态度表现，使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周作人对于闲适人生趣味的追求。

周作人从《苦雨斋尺牍》到《苦茶庵小文》中书房名称的变更，恰恰是与他这个时期步步归隐的人生步子相吻合的。

虽然同为“苦”字开头，可是从“雨斋”到“茶庵”，由对于外在世界的感受，逐渐付诸实际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日本的行脚僧。

而日本行脚僧，大多以草庵作为独居独乐的小天地，过着一种贫贱、清闲的自由生活。

周作人身居“苦茶庵”，在自由隐逸思想与人生的追求上，显然是有他们的影子。

而日本的茶道，从古代专供宫廷贵族享用的茶汤逐渐导入民间，形成了庶民的茶道传统，与简朴脱俗的人生态度结合起来，从而出现了追求悠闲恬静意境的茶文化，表现了一种不屈服于世俗权力的隐遁脱俗的精神。

周作人曾说:“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喝茶，实际上已经成为周作人追求隐逸人生趣味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也知道人生苦短，有诸多的不完美，可他要在这不完美中走出一条中庸的道路，苦中作乐，追寻人生有限的美与和谐。

由此，我们从中可见周作人的生活观念与人生态度。

周作人对于人生的追求是丰富而又多元化的。

我们从中可见周作人对于人生的追求，与他所推崇的日本散文作家的艺术趣味很多相似，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他追求生命的自由与与日本茶道所表现出来人生观的相似性。

（三）日本隐逸思想与周作人散文创作
钱理群所著的《周作人传》开头，在写到周作人的出生时，引用了关于周作人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传说。

对于自己生世的传说，周作人非常喜欢。

他在作品中描写自己的心态时，将自己描绘成一副终日起卧于庙室的出家人的心态。

从周作人自身的思想变化来看，他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是有关系的，而这种选择与日本散文中的隐逸思想传统有着某些联系。

当我们考察周作人对于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思考时，除了注意到他大病时捧读佛经，还应该注意到他这种人生与日本隐者之间的联系。

他认为:“死亡的到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近在眼前。

可是人们却每天追求物质生活，愚蠢地忘记了它的存在。

”他还认为“人生在世，一刻不停地追求名利，苦度一生，是很愚蠢的”。

他欣赏着自然的美，从远离人群的深山中得到人生的愉快。

日本中世时期的隐者思想非常盛行。

他们的文学被称为“隐者文学”。

在日本文艺史上“隐者文学”的存在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隐”的精神起源于我国老庄哲学，后来在日本这种隐的精神的生活化变成了带有日本民族文化的特征。

而日本的隐者的生活态度与对脱俗的憧憬，是在于从世俗的身份与社会秩序的制约中解脱出来，归于平民，以获得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和精神上的自由。

周作人在入世与出世上的矛盾心态，可以说是与日本隐者相似的，因而这种隐逸思想，引起了周作人的兴趣与共鸣。

周作人一方面不得不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想隐身于这个繁忙的乱世之中;一方面又想隐遁于“茶庵”独自喝苦茶，自由自在的读书作文，享受人生的自由与乐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当时思想的变化，从入世向出世的转换，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正是他当时的真实心理状态。

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思想变化，是步步走向归隐的。

周作人的隐逸思想逐步发展，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情趣，直至散文风格，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按照周作人的这种人生轨迹的发展，我们就不难理解周作人追求生活逸乐的思想背后有着多少日本原因了。

三、周作人的附逆与日本文化情结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沦陷了的北平，一步一步走上了判国附敌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受聘担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担任文学院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督办伪职被解除。

从一九四三年三月起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职，直到抗战结束。

周作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者，又是炎黄子孙不能原谅的民族罪人——日本汉奸。

面对伟大与耻辱并存的复杂体我们认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认识他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当我们研究周作人这个独特的世界时，我们知道周作人的附逆是一个偶然，是中国文化人的偶然。

然而我们从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方面的联系来看却又并非偶然。

周作人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可以看出他对日本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正是因为他在中日两个民族的认识上存在着双重性。

既，一方面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日本是自己留学生活过的第二故乡。

在深厚的日本民族情感面前受日本文化情结的支配，使他无法战胜情感对理性的控制，周作人不顾亲人朋友的劝告毅然的选择了后者，充当起了日本政府殖民中国的傀儡，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他看来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为其服务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