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金庸小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由金庸小说研究而引起的争论，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剔除那些商业炒作的痕迹和意气用事的语言，仔细分析这些争论文章，就会发现，虽然评的是金庸小说，根本差别还是在于学术观念和学术风格上。

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如下，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通俗小说就是低档次、低品位的小说吗？平心而论，批评金庸小说的人并不否定金庸小说的可读性，并且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但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

" 但是，"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

" "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

" 意思很清楚，金庸小说再好也是通俗小说，也是武侠小说，通俗小说及其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低档次和低品位的小说，所以金庸小说也就是低档次、低品位的小说。

我暂且不论这样的逻辑推论是否合理，我要问的是通俗小说（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的重要文类）就是低档次、低品位吗？通俗小说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标准，但学术界基本认同以下的说法：它是表现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具有说故事、讲情节等传统小说的表现技巧的小说文类。

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论定通俗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小说。

中国传统小说确实有很多陈旧、落后的东西，当年众多的新文学家对此已经有了很多切中肯綮的批判。

问题在于通俗小说有没有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呢？我认为是有的。

理由有二：一是通俗小说自有它不可取代的道德传统和美学优势。

通俗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

除暴安良、因果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心肠……中国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确实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更多的作为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了，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道德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改良。

试想一下，将这些道德文化都否定掉，中国社会又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从来就是并举的，当今中国社会强调"八荣八耻"，也就是做人要讲究道德。

通俗小说追求消闲、娱乐和趣味，可读性强是它的文本特色。

其实作为小说就应该有可读性，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严肃小说（这个名称并不科学，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词汇，姑妄称之）的放弃，反而成为了通俗小说的专利。

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敏感的话题。

严肃小说对小说可读性的放弃确实与"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批判中疏忽有关。

"五四"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非常必要，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但是新文学作家采用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没有肯定"鸳鸯蝴蝶派"文学有着很强的可读性。

其实，这种疏忽带来的后果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新文学作家就已经有所反思。

30年代初瞿秋白就曾深有感触地说："社会上的所谓文艺读物之中，新式小说究竟占什么位置呢？他实在亦只有新式知识阶级才来读他。

固然，这种新式知识阶级的读者社会比以前是扩大了，而且还会有更加扩大些的可能。

然而，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得多了。

一般社会不能容纳这种新式小说，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内容--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根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们实在认为他是外国文的书籍。

" 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所感而发的。

二是通俗小说不断地调整和丰富自我的美学内涵，使之时时适应于社会时尚。

通俗小说的市场性很强。

小说的市场性很容易是作品流于庸俗化和模式化，这是通俗小说存在的严重问题。

但是优秀的通俗小说往往利用市场性的特点向一些新型文学文类和艺术门类学习，不断地更新自我的美学内涵。

例如，"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是"记账式"的描写法，这的确说到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美学弱点。

优秀的通俗小说家很快地就作了调整，他们向新小说学习改变了这种缺点，代表作品可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就举武侠小说为例吧，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我看来，20世纪武侠小说就经历三次大的变革，一次是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的出现，它把武侠小说从侠义社会引入了江湖世界。

第二次是40年代朱贞木《七杀碑》的出现，它把武侠小说引入进历史，将江湖和江山联系起来；第三次就是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它们把武侠小说带到了文化的空间，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艺术内涵。

这三次变革，武侠小说似乎离现实生活远了，但武侠人物的主体空间凸现了出来，人性的刻画更深刻了；写的内容似乎神乎其神了，但武侠世界的空间打开了，武侠小说的美表现得更充分了。

武侠小说能够这样变化，有武侠小说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武侠小说向新小说、电影艺术、外国现代小说学习借鉴的结果。

通俗小说（当然包括武侠小说）与严肃小说只不过是美学表现各有侧重的小说类型（这种区别在当今的文学界越来越模糊），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交融，又互为推动，都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它们之间就不应该也不可能作什么高低之分。

就像严肃小说有低档次、低品位和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一样，通俗小说也有低档次、低品位和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

就因为金庸小说是通俗小说，也就成为了低档次、低品位的作品，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金庸小说能进入文学史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解决两大前提，一是武侠小说的美学定位，二是建立什么样的文学史观。

如果用现实主义的原则评判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确实不合情理，有在峡谷生活十几年情态不变之人吗？起码也应该是一个白毛女了；有身居山洞几十年而体格健壮者吗？起码也应得个关节炎；有喝蛇血就功力大增吗？搞的不好会被寄生虫感染；至于坐在冰山上就能飘洋过海更是荒诞不忌……根据这样的思路推演下去，武侠小说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问题在于武侠小说恰恰不是现实主义的，它应该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不追求环境的真实性，而追求环境的奇异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追求细节的合理性，而追求人物的行动举止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创作风格不追求冷静和客观，而追求想象力的丰富和瑰丽的色彩。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对武侠小说写的那些奇景、奇境就会有合理的理解，对武侠人物很多怪异的行动就会有欣赏的眼光，就会对武侠小说的想象力有一种平常的心态。

我非常赞成严家炎先生的观点："写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一些要求，对于同样是'严肃文学'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或其他现实主义的作品来说就未必合适。

使用这类相对狭窄的标准，实际上当然会把不少优秀作品拒之门外。

" 布用尺度，米用斗量，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用不同的批评标准衡量，这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

用浪漫主义的视角评判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无疑是杰作。

对此严家炎先生曾有精彩的论述。

他认为金庸"早年用超拔的想象力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武侠小说，中期以后，还用象征寓意的方法写了一批内涵更加深沉、意蕴更加丰富的作品……这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态度，也伴随着新的创作方法的采用，更多地体现在中后期的作品中。

" 这样评判相当地到位。

我要补充的是，中后期金庸小说的象征寓意不仅是社会、思想层面的思考上，而且上升为人性、文化层面的思考上。

身在峡谷十几年，但忠贞的爱情始终不变，这就是可贵的人性；蜗居山洞数十年，但坚韧的意志始终不摧，这同样是值得颂扬的人性；想喝蛇血的人喝不到，不想喝蛇血的人反而能喝到，身处绝地，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人的性恶、性善的转换和反复被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些描述将人性的阐释上升到了文化的境界……浪漫的色彩、人文的情怀和文化的境界构成了金庸小说十分丰富的内涵。

金庸小说不是没有缺点（任何作家、作品都有局限性），但总体上说，金庸小说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确超过了以前的同类小说，说这样的小说的出现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又有什么不对呢？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怎样编写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了，一直难以定论。

在我看来，不在于文学史怎么编，而在于文学史观怎么定。

现有的20世纪文学史大多是起步于50年代，完成于80年代初，调整于90年代中期。

严格的说，这些文学史只能称之为"中国新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主潮文学史"，而不应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这些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是新文学史观，它们总结和阐释的是20世纪的新文学和新文化，忽略和漠视的是大量的中国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化，它们既不能代表"现代"，更不能概括"20世纪"。

以这样的文学史观编史，金庸小说乃至整个通俗文学永远是没有重要地位的，即使到了90年代文学史编写的调整期的时候，有些文学史将金庸小说或通俗文学写进了史内，它们也是作为一个补充添在文学史的末尾。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建立一个消解雅俗、只论经典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编写将是另一个天地。

这样的文学史观认的是的经典作品，无论来自于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排斥的是非经典的作品，同样，无论来自于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并不是没有主次之分，新文化和新文学占主要地位，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占次要地位，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主次之分决不是高低之分，更不是文本的美学特征之分。

这样的文学史并不排除文学思潮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但是它们只是一个现象的描述，而不应是文学史的结论，更不是排斥某种文学作品的理由。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文学史观，金庸的小说和通俗文学才会以适当的地位进入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

金庸有必要对小说进行第三次修改吗？这个问题曾在各种网站上热烈讨论过，金庸先生也已经进入了工作程序。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看起来只是一个作家创作自由的事情，在我看来，并不那么简单。

任何一位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完美的流传下去，这大概是金庸先生高龄修改自己小说的动力。

我不同意有些人将此看作为商业行为，因为，金庸先生不缺这个钱，更没有必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却不赞成金庸先生对他的小说进行第三次修改。

理由是：文学作品一旦出版发表，它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财产，而且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资产，无论是美是丑，"媳妇"已经见到"公婆"了。

"她"已经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即使脸上有些"雀斑"，大多数家庭成员并不以此为怪，而况金庸的"女儿"又如此受人喜爱呢？现在金庸先生重新修改的他的小说，就像给自己的"女儿"重新"描红画眉"，让"她"再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