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

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陈以爱著，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版，另有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孙敦恒著，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创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之故。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

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它创建于1921年底，全盛期虽仅四五年的时间，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关于国学门的详情，原先因材料分散，一般人对其了解并不太多，自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出版后，情况大为改观。该书从发掘第一手档案资料入手，并广泛采集各种私人回忆录、日记书信、文集、报刊杂志和有关研究论著，不仅对国学门的创设和活动始末作了翔实系统的考察，还对其运作理念、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作了颇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无论在史料运用还是问题切入的视角方法上，都给治现代学术史者以有益的启示。

作者自谓：“本书之撰写，虽未能就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出现之原委、特质及影响作全面探讨，却愿以北大国学门的创建与早期发展为重心，就下列问题展开初步讨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具有那些特质?当学术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后，其发展面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简而言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国学门发展历程所作的论述，能让我们了解到外在学术环境之变迁对学者及其学术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为何。[1]而从内容看，该书撰述的重点明显落在国学门的“整理国故”实践及其对中国学术现代化的

影响方面，相比之下，对于机构自身体制和功能的论述，则显得展开不多。

其实，在国内大学建立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可以追溯到晚清京师大学堂时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提出，在大学堂之上设立大学院，“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翌年，又改大学院为通儒院，召大学堂毕业生入内深造，作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其院生不上堂，不计时刻，“但在斋舍研究，随时请业请益，无讲堂功课”，五年毕业。而民国初年发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院内“不设讲座.由导师分任各类，于每学期之始提出条目. 令学生分条研究，定期讲演讨论”。院生学习“不立年限”，如“自认研究完毕，欲受学位者，得就其研究事项提出论文，请求院长及导师审定，由教授会议决，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2]其规制基本上己无异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惟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大后，为实现这一构想，曾在校内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然行之三年，结果大不如人意，乃复思改组，于是国学门遂应运而生。

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

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就其工作性质与目标而论，陈以爱认为，此乃一种“兼具今日大学研究所与专门研究机构这两种性质的机构”。[3]而在我看来，国学门作为学术机构的功能至少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是为文

科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进修提供条件，具有类似今日研究生院的功能。其《研究规则》称:“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己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经审查合格后入所研究。而“研究生遇必要时，可要求本学门主任与有关系之各学系教授会，代请本校教员及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其次是专业研究机构的功能。事实上，申请入所的，不仅有研究生，也可以是本校教师和校外学者，或为教师和研究生共同组成的课题组，[4]而由国学门提供一定经费，其《组织大纲》规定:“本所各门设奖学金额若干名，每年给予国币若干元。”[5]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则由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第三是组织学术社团开展日常活动的功能。国学门的五会，不仅是研究室，同时又大多兼具社会学术团体常设机构的作用。其中歌谣研究会原先就是一个学术社团，并入国学门后，会员一度遍布全国十多个省；1923年和1924年相继成立的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后改名方言研究会)也都向校内外公开征求会员，并允许不在北京的人可作为“通讯会员”加

入；考古学会的情况与此相类，只是专业性更强，成员不及前两者面广罢了。

国学门之所以采取这种多功能的体制，自有它实际的考虑。清末民初以来，新学人士要求在国内建立此类机构的设想或呼吁，大多不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法兰西学院(L`Institut\' de France)两种模式。前者最初由一些民间学会组合而成，获英国皇家特许后，尽管得到政府的某些支持，但仍属独立的自治性社团，其制定章程、任命会员，皆无须任何形式的政府批准。在体制上，它并未建立自己的科研实体，而是通过指定研究项目、资助研究、制订计划，以及会员与外界联系和开展研讨会等方式，来实现其基本工作目标的。1923年陈训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中强调的学会组织，体制便近似此类。后者为法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下分五个学院，从事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研究.为具有固定编制的实体性机构。民国初年马相伯等人倡议设置的函夏考文苑，即仿此制而来。两种模式，实各有所长，国学门的体制，应是在比较其间的利弊后作出的选择。蔡元培即认为：“清季的教育制度，于大学堂以上设通儒院，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学术的机关。但这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成例，专备少数宿学极深研究，不是多数学者所能加入的。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

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6]他的观点，显然比较倾向于仿效西方大学研究所的制度。从当时北京大学财力有限，而学生及社会学术资源却相对丰富的实际出发，国学门采取研究所与学会结合的体制，以少数专家引导分散于社会的相关学术力量加入新国学运动的做法，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工作能量和迅速扩大社会影响，应当说是十分有利的。

国学门成立后，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于次年，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国学门的模式，制定了厦大国学院《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机构。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国学门，在组织体制上，其所设之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亦多仿国学门而来。

但与此同时，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高校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