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培根《OfStudies》的三个译本——兼谈翻译批评的立体思维法 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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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论培根 Of Studies 的三个译本
兼谈翻译批评的立体思维法
文 军 王 雅 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语系,北京 100083)
摘 要:考察一篇译文的好坏,不仅要有横向思维,包括原作者的写作手法和风格,而且还要对之进行纵向思考,要有立体思维感。这就是说对译文既要有共时性的研究又要有历时性的探讨。本文考察了曹明伦、水天同和高健三人对培根的 Of Studies 的翻译,指出曹明伦的译文不但把培根写作风格译了出来,而且把培根的散文语言在英语语言文学历史上的地位也反映到了译文当中。
关键词:立体思维;横向思维;纵向思维;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4)01-0117-04
考察一篇译文的好坏,不仅要有横向思维,包括原作者的写作手法和风格,而且还要对之进行纵向思考,要有立体思维感。这种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就如空间中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轴一样,既有共时性又有历时性。解构主义者米歇尔 福柯在论述他的断裂原则时说: 话语必须被当作不连续的实践来对待,彼此相互交叉,有时相互比邻,但同样可以相互排斥或彼此全无意识。 孙歌在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的 前言 中解释到,福柯通过断裂敲击并取消瞬间和主体的时候, 开启了一个使瞬间从固定时态中解放出来的缝隙,使得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充满了纷纭和不确定的 痕迹之网 ,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历史,它通过断裂的缝隙使过去、现在、将来发生了关系,拆解了线性的时间秩序 [1](P4)。本文所提出的立体思维法就是要在翻译批评过程中,打破这种线性关系,使得批评者在评论译文时,深入到断裂的缝隙中去,在理清线性关系的基础上,对缝隙也要加以研究和讨论。
孙歌继续谈到: 在打破了翻译就是从一种文化里传达一些东西到另一种文化里去的定见之后,翻译获得了新的定位,这就是通过斯皮瓦克所强调的贴合原文的过程创造一个多重性的话语空间。这个空间不以单一文化为特征,更不以单一文化之间的冲突为特征,它从一开始就拒绝以某一文化为本位的思考方式。但是与此同时,翻译又不能不否定抽象人文主义的单一性立场,这种立场以虚假的超越性简化了翻译空间的多重性以及紧张关系,遮蔽了翻译所面对的不同文化境况。 [1](P21)既然翻译创造的是个多重性的话语空间,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处理就是体现这种多重性的关键,因此译者既要考虑译出语的语言文化又要考虑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而译作正是这两种语言文化的综合体现。
特贾斯维莉 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他的 为翻译定位 中谈到了翻译的两种概念: 翻译一指与某些经典的再现和实在观相互支撑的翻译问题系;二指由后结构主义对这一问题系的批判所开启的问题系,这便使得翻译总是成为 增益 (more),或德里达所谓的添补(supplement)。添补有两重含义,
收稿日期:2003-08-29
作者简介:文军(1957 ),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教授。
王雅娟,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研究生。
既指补缺,也指 额外 添加。 [2](P122)这种添补的提法非常符合现今翻译的实际情况。这里的 添补 不但补出了翻译中断裂的缝隙,而且还有所 添加 ,添加了原文中可以意会的含义和内容,使得译文更加充分地体现原文、源语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
对于语言的历史虽然涉及的人并不多,但是伽亚特里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他的 翻译的政治 中却明确提到: 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表明:在个人生活细节里所体验的对正确文化政治的深刻认同,有时是不够的。语言的历史、作家所处的历史时刻以及翻译中和用于翻译的语言的历史,也必须予以玩味。 [3](P288)换句话说,翻译时还要仔细地考虑语言的历史,不管是译出语还是译入语。这也是本文提出的立体思维方法的一个重要层面。原作是在一定的语言历史环境中创作的,因此对它的翻译也要体现出这种语言历史环境。比如说,把现代作家阿伽莎 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或者是禾林系列小说译成文言文,难以想象将会是什么效果。不要说读者不会接受,就是稍微懂点中文或了解一些中文历史和文化的原作者也会提出抗议的。因此,本文所说的纵向思维指的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原作在本语语言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风格特色,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也要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也就是说,译出语在本语语言文学史上的地位要与译入语在本语语言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同等。
培根所处的时代正是从古英语向近代英语过渡或转轨的时代,而且稍后不久皇家学院以及洛克和戴登所倡导的英文文风也都是以简约精练为核心的,这种情形就像我国五四前后刚刚用白话文写东西时的那种样子。[4](P26-27)因此,在翻译 Of Studies 时,宜采用半文半白的语体。弗兰西斯 培根(1561 1626)生于伦敦一官僚家庭,十二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又攻读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培根的散文语言简洁,说理透彻,警句叠出,富于哲理,明白流畅。下面以立体思维法来考察 Of Studies 的三种译本,看他们是否反映了这种现象。
高健、水天同和曹明伦三人对标题的译法均不同,高健译为 说学 ,水天同译为 论学问 ,而曹明伦译为 谈读书 。仔细想来,三人的译法都无可厚非。
从总体上看,曹明伦的译文把握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全文共一段(由于版本不同, Of Studies 有的是一段,有的是两段),采用半文半白的语体,语言简练隽秀。而高健的译文把全篇文章拆分成了十三个自然段,几乎每一句话或每一个思想就是一段,阅读起来有浓厚的 论语 的韵味,古色古香,仿佛又回到了八股时期。从纵向思维的角度来看,这个译文没有反映出培根的语言风格在英国文学和语言史上的地位。曹明伦和高健的译文都出版在21世纪初的今天(曹明伦的译文是2000年出版的,高健的译文是2001年出版的),因此二人的译文可比性较强;水天同的译文出版于1958年,与曹、高二人相距较远,代表了另一个时期的译文。
水天同把 Of Studies 全文分为两段,译文也是以白话文为主,中间有个别文言虚词如 底 字等。在水天同所译的 培根论说文集 里,他翻译了Oliphant Sweaten所写的 绪言 ,其中提到:培根的论说文集里的文章思想精密,语句简洁;在培根早期的论说中,词句干脆,含义饱满而措辞警策,往往一语破的; 论学问 即属于这一类,而后来的文章里却又有典雅从容,着色彩明之作。[5](P22-23)水天同在 译例 中说到,他的 译文以白话文为主,然间亦用文言者,培根之文时而平易朴直,时而雍容典雅之故也。译者抱定传达原作意思口吻之宗旨 。水天同所谓的 传达原作意思口吻 有两层含义:一是忠实于原文的意思,二是符合原作的写作风格。总体来看,水天同也是按照这一宗旨来翻译培根的 Of Studies 的。水天同的 译例 写于1942年6月,他的 培根论说文集 第一版于1958年6月出版。从1919年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到1942年,二十多年的时间,白话文已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和接受群体,但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白话文的影响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因此,文章中留有文言文的迹象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当时的读者所能接受的,反映了当时文坛的一种现状。虽如此,水天同的译文是好是坏还有待商酌。曹明伦在 译序 中提到: 译散文作品的原则也应和译诗原则一样,即在神似的基础上最求最大限度的形似。 [6](P3)应该说在 培根随笔集 中曹明伦严格遵守他自己的翻译原则,以求最大限度的神似和形似。而这种翻译原则正与本文所提的立体思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