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与马共天下”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读《东晋建国》有感

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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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

——读《东晋建国》有感

前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潜移默化地在变化，而其中在东晋时期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尤为特殊。一方面，皇统司马氏丧失权威，有名无实，但仍保留了号召力；另一方面，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虽不能取代司马氏皇权，但却对皇权的行使起到既牵制又维护的作用。所以说，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达致平衡的结果。东晋士族与皇权共治的门阀政治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就以此为话题探讨一下“王与马共天下”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 王导司马睿士族皇权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下，门阀政治格局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在“王与马共天下”一说之中，“王”所代表的是以有翼戴之功的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而“马”所指的当然就是皇统司马氏。而两者的矛盾与斗争又是怎样产生的，以至于两者最终决定选择互相妥协达致平衡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门阀政治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东晋政权的建立

西晋末期，政局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司马氏政权风雨飘摇。而此时的江南地区士族势力强盛，中央实际上无力控制这股士族力量的蓬勃发展，因此出现了政治空白，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士族石冰和陈敏之乱。当是时，陈敏已据江东，然“陈敏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顾荣、周玘等忧之”1。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士族石冰、陈敏等作乱之徒都有他们的政治势力所在，所以他们的企图曾一度到手，但是由于顾荣、周玘等人都认为陈敏此人地位卑微才略不足，难成大器，遂连通甘卓等讨讨伐陈敏，为后来司马睿渡江南下平定叛乱，进入建康扫清了障碍，这是东晋建国的先决条件。所以，可以说，东晋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士族推动的，士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司马氏建立东晋政权方的开路先锋。

但是南方士族为什么拥护司马政权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比其他任何士族优越有资格建立政权的地方。另外，当时在北方胡族的入侵压力下，门阀士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岌岌可危，威胁重重。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有力地牵制皇权，单单一个士族群体是不足够的，唯有与北方士族建立成一

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共同进退才能得以有效地牵制与维护皇权，同时明哲保身。

2.东晋王朝的统治

江南士族两定江南使人们看到了其背后潜在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要知道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所依靠的是以王导为核心的南渡的北方士族，因此琅琊王司马睿初至建业，面对着这样一股力量，对于当时想要建立司马氏皇权的司马睿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合作，笼络这派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其“名论素轻，吴人不附”2，在一定程度上，就使拥护他的北方士族与不归附他的南方士族之间出现了力量抗衡。而这一次同为士族出身的王导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功劳更可被概括为“匡时辅政，契叶三主”3。他所提出的“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南北士族的纷争，而以王导为首的士族更自此成为了司马睿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而更后来，司马睿政权在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敦的状况更是使其东晋政权变得有名无实的，自此建立起“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促进这一政治模式的形成，有一方势力尤其地突出，那就是王氏士族。“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由此可见王氏士族在东晋政权的统治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政治与军事上的实力更是可以威胁到司马政权的稳定，而后来王敦的叛变也可以从侧面佐证士族阶层强大的政治势力能够与皇权达到想抗衡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司马皇权在统治上对士族阶层的过分依赖使得皇权丧失权威，处处受士族势力的牵制，仅余号召力，无法推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促成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门阀政治的内容及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所得，门阀政治的形成于当时的东晋政权来说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究竟“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1、皇权受士族势力所牵制无法专政

因为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4（《东晋门阀政治》第341页），所以他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士族势力的限制，无法实行专政。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建立的政权是依靠士族势力而非自身的政治力量建立的，他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所以一开始政权建立，司马睿就比过往的君主要低一等，无法用自身的力量来统治整个王朝，他只能放下身段，在一定程度上向士族妥协退让，将一部分的权力分给士族势力，而自己保留皇权，稳坐皇位，稳定政权。他对士族力量的依赖造成了他今天这个局面。

但另一方面，士族势力相当大，尤其是南北士族联结起来形成同一战线的时候，司马睿政权面临的威胁就更加地大了。倘若司马睿死守手中的权力，那么必然会导致另一场的政权大战，而这样不仅政权不保，整个江东地区都会受到外来的入侵破坏，要知道当时北方胡人可是在一旁虎视眈眈。所谓“蚌鹤相争，渔翁得利”，总不能因权力两败俱伤最终让胡人的阴谋得逞，皇权也不得不向士族势力作出妥协，共同守卫政权。

当然这也与统治者本身有一定的关系。虽说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可平生却无突出功2出自《资治通鉴》之《东晋建国》（北宋司马光著）

3出自《晋书·王导传》

绩，这使他当任统治者期间底气不足。另外他的性格温厚，史书中曾这样评价司马睿：“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5也因此，他没有对手中的权力过于的执着，相反，他选择了顺从，顺应时局，自己安心为君，皇权垂拱，士族当权。

2、士族势力无法夺权需向皇权妥协

与过往的士族势力不一样，东晋的这一支士族势力尤为强大，甚至可以与皇权相抗衡，为什么东晋士族势力会如此地强大却最终不得不向皇权妥协呢？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士族势力是东晋政权建立的主力军。在上文已经分析过，虽然东晋政权是在司马睿的名义下建立的，但是从当时的环境来讲，是先由南方士族平定两乱为司马睿、王导为首的南渡的北方势力清理了进入建康的障碍，南方士族势力可以说是东晋建国的幕后功臣。但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又只能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这方面来讲，南方士族不得不依赖于司马睿，而后来在政权建立之后，也不得不避讳这一点，只能与之抗衡却无法夺权自立。

第二，要保护士族的利益，单单依靠某个士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南北士族势力选择了联结起来，与皇权相抗衡以求两者间的平衡，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建权后的士族势力兵权在手，有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力量，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以及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但是由于这些优势是由两方士族势力一同努力所得，所以倘若士族势力奋起夺权的可行性大大降低，一来是士族势力内部对这一问题存在分歧，二来，单方面的士族势力不足以夺权而为之。我们都知道，以王导为首的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势力，所以在东晋政权中，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要高于江南势力的，这也是士族势力内部之间出现矛盾，而这两方力量的抗衡，就削弱了两方联结起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这也导致了，既不可共夺而取之，亦无法势单而为之。

对门阀政治的评价

所说门阀政治并非起源于东晋，早在东汉时期已见其萌芽，但是为什么会在东晋时期走向繁盛的呢？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6（《东晋门阀政治》294页）而究竟这种门阀政治又对当时的政权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是好是坏，难以定夺，但其中一定有其意义所在。

1、积极意义

从积极意义上来看，门阀政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讲是有稳定政权，防止权力泛滥的作用的。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当时的西晋内忧外困，为司马睿要想崛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是不得不取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才能够顺利南渡，在江南地区站稳脚跟，其中大批北方流民和士族南下，因此也影响了当地的士族势力。可是当时江南士族势力也面临着北方胡人入侵的冲击，所以他们不得不作出妥协来，与北方士族势力结成同一战线，为新政权的建立提供坚实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捍卫其自身的利益。在加上流民们为新政权的建立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军事力量，东晋政权终于得以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建立起来。而要在这样一个艰难

5出自《晋书》之《帝纪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