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跨文化价值观研究问题综述

国内跨文化价值观研究问题综述

[摘要]本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9-2008）中66篇相关文章的题目、关键词和摘要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四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试析其产生原因和对跨文化交际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价值观研究综述

一、引言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跨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来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相关成果来看，此类研究一直是学科理论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反观国内学界，虽然一直强调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论探索，但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十年来我国跨文化价值观研究的发展状况，总结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参考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的范围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提供的1999—2008年所有期刊论文和中国优秀硕博学位论文。笔者首先以“跨文化”和“价值观”为关键词进行初步检索，共获得329篇文章，接着对文章的题目、关键词和摘要进行阅读，选出研究目的为应用文化价值观理论解释或预测跨文化交际效果的文章，确定66篇文章为本文分析对象。

66篇文章在发表时间上的特点是从1999年到2006年数量逐年上升，仅2005、2006两年就有30篇，占十年里同类文章总数的45.5%。2007到2008年，发表呈下降趋势，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就是缺少理论创新，无法继续深入导致。在理论使用和研究方法方面，66篇文章共涉及8种文化价值观理论，其中60篇为解释性描述，6篇为量化研究。

笔者又对有明确理论来源的42篇文章进行阅读，据此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跨文化价值观研究存在的四个基本问题：

（1）解释多，实测少；（2）视野狭窄，理论滞后；（3）方法单一，质量差

强；（4）学科意义缺失。

三、问题讨论

1.解释多，实测少。本研究中的66篇文章，24篇没有标注具体理论来源的文章都是解释性研究，其它42篇使用特定理论的文章中6篇为量化研究。所有理论都出自西方，没有发现基于国内本土研究的理论。这说明我国的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还未形成明确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惯例。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与其核心概念的理论化密不可分，因此后期的研究需要拓宽思路，在定性研究中寻求创新的理论视角和架构，同时提高量化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突破目前的瓶颈。

笔者认为现阶段在定量研究方面，使用或借鉴国外已有量表是可行的第一步。国际价值观调查量表是舶来品，其中涉及的概念是否具有跨文化普适性需要得到本土研究的支持，但是这样的研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由同一量表得出的结论在结构上容易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与国外最新的研究接轨。其次，选取同一理论模型的不同测试方法进行同期测量，有助于发现各测量工具的优缺点，对于发展本土测量工具有借鉴意义。最后，应用这样的量表可以检验其原理论模型的跨文化效度，丰富原理论模型。此外，也可以从实证角度对目前多数解释性研究提出的假说进行证明或证伪，这对现有文献无疑是有益的补充。

2.视野狭窄，理论滞后。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跨文化价值观理论除上表中列出的以外，还有Rokeach的工具性/终极性价值观理论（1972），Schwartz的跨文化价值观调查（1992），Inglehart的世界价值观研究（1998），以及House和Javidian的GLOBE项目（2004）（Kulich，2009）[1]。但是本研究中的42篇使用理论的文章却没有体现出类似的多样性，仅涉及8个理论，其中7

3.8%的解释性研究主要使用的是Kluckhohn和Strodtbeck的价值取向（1956），Geert Hofstede 的价值观维度（1980），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三个理论。量化研究所选量表的编制年代与文章发表年代的时间间隔都在10到22年之间。

这说明国内跨文化交际学领域的价值观研究严重滞后于国际理论的发展。即使在借鉴和引入上也不够及时。因此多数国内研究读来大同小异，人云亦云，缺乏深刻见解。

除了借鉴的多为80年代以前的理论这一问题外，不能紧跟这些理论的后期发展也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如1980年以来，许多研究都采用了Hofstede的维度模型，或证实，或补充，或质疑了原理论（可参考M. Bond，1987，M. Sondergaard，1994），但本研究视野中的所有相关文章均以早期模型为蓝本进行解释或批判。同样关于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在Kluckhohn（1956）、Hsu （1963）；Hofstede （1980）、Kim（1986）、Schwartz（1992）、Triandis（1995）

和Oysterman（2002）等人的研究中都被不断细化和改良过，但除了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中有所体现外，其它文章都没有涉及。

对关键文献缺少基本了解说明国内相关资源短缺，很多研究无法及时参考国外相关成果，也说明国内从事此类研究的人员涉猎者多，专攻者少。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身份，使学科专业化，建立规范的学科评价机制，保证科研质量，并且在学术资源上实现共享。

3.方法单一，质量差强。就量化研究来看，方法单一是最突出的问题，全部采用的是自我报告式态度检验问卷，且问卷选择上任意性强，较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的理由。此外，多数调查对对立假设控制不够，削弱了结论的逻辑说服力。这说明国内的跨文化研究者在量化研究上还欠缺经验，在研究设计上也缺乏创新。

为减少文化偏见，理想的跨文化研究应由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相互验证（Jagodzinski, 2004, Peng, Nisbett & Wong，1997）。在价值观研究中除传统的问卷调查外，访谈法、观察法、实验法等都值得借鉴。比如Triandis、Bontempo、Leung和Hui 在1990年进行的一次中美价值观比较研究时，采用了一种三人组协商形式，通过测量被试对所给价值观念含义达成一致意见所需时间，以及意见的正负值来推测各组的价值观类型。

4.学科意义缺失。林大津和谢朝群对跨文化交际学领域的价值观研究提出过深刻批判，也为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了学科评价的标准，即跨文化交际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在学科方面的本质区别是前者应服务于具体的交际活动，有利于理解并促进文化间交流，对解释文化误解行为和解决冲突有所帮助，“舍此，跨文化交际学将失去其学科的生存基础与存在理由。”

本文所涉及的价值观研究突出体现了这一意义缺失的问题。多数文章关注和描述的是静态的文化差异，没有建立价值观和行为方面的关联，忽视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目标，因此无法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今后的研究应该以实现学科的总体意义为目标，更多地探索文化价值观与行为之间关系的问题。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66篇文章的综合分析中归纳了跨文化交学领域的价值观研究现状，并就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展开。问题涉及使用国外相关成果时的滞后性、问卷使用的任意性、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缺乏学科特色等方面，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研究受方法限制，以及笔者对相关文献的了解和认知局限，难免有所疏漏，所提建议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