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衰亡历史原因再研究_王俊奇

2008. 9体育文化导刊124蹴鞠衰亡历史原因再研究王俊奇摘　要：蹴鞠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

蹴鞠在明末清初走向衰亡。

我国蹴鞠走向衰亡：社会文弱之风是其根源；宋代蹴鞠赛制、球门改革是内因；民族压迫是衰退的加速器；蹴鞠对象的弱势化造成了蹴鞠的边缘态势。

关键词：体育史；蹴鞠；衰亡；历史原因对我国蹴鞠的衰退和衰亡原因曾经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大多数意见认为：“因为文弱之风日盛，宋、元时期蹴鞠、击鞠等竞技活动呈衰退之势”[1]。

有论者认为“古代的传统球类活动，明代仍在继续开展，而且范围有所扩大。

清代由于民族习惯不同未加提倡，逐渐为其他体育活动所代替，使传统球戏走向衰落的道路”[2]。

还有论者说：“满族入关前，是以耕牧为主，文化较落后，且处寒冷地带，不尚球类活动。

入关后清廷对满族传统体育提倡，而对其他体育项目则不重视，因此，球类活动在清代进一步衰亡，这也包括蹴鞠活动”[3]。

这些论点基本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过去对蹴鞠衰亡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大多在论文和著作中对这一问题一笔带过，并未展开来讨论，致使今日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鉴此，笔者就我国蹴鞠衰亡提出几点看法，愿与大家商榷。

一、宋代文弱之风是蹴鞠衰亡的根源北宋建立不久，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宋王朝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也在思想上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

因此，北宋皇帝不仅大力推崇儒学，而且还大肆提倡佛教和道教。

在这种背景下，理学便应运而生了。

理学又称道学，它承袭了儒家学说，又糅合了佛教和道家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周敦颐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而太极是非物质的。

随后程颐和程颢兄弟二人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提出“理”即“天理”，是“太极”的继续和发展。

接着理学思想家朱熹又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更系统、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气”只是构成万物的材料。

他把人性分成合乎“理”的天命之性和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也称人欲）。

依他之意，人欲则是万恶的根源，人们应该“去人欲，存天理”。

这种“去人欲”思想的出现，对物质性的、追求人自身娱乐、健身的体育活动是十分不利的，加上二程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而朱熹的哲学理论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4]。

集儒、佛、道于一身的理学昌盛，极大地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因此，宋代统治者对追求物质的和“人欲”的体育活动是不支持的。

宋代整个社会出现视体育为下技的思想在中后期越来越严重，宋初（兴国年间）宫中还曾举行过马球比赛，可是这种宫廷马球赛很快就不提倡了，后来也只有庆典、祝寿、郊祀和春教活动中，由“诸军排阵……试弩射弓，打球走马”，也是临时搭台比划而已。

宋代武举科考，也是几废几兴，波浪起伏。

到1190年，宋光宗赵悙当政，宋代社会重文轻武风气日趋严重，甚至出现“武臣试换文资”的怪现象，不少武官不习弓马，而好文章，徒以武名。

那时的武人都是宽衣大袖，近于文士举子，完全缺乏雄健好勇之气概[5]。

蹴鞠，当然也逃脱不了社会文弱之风的影响，宋代社会文弱之风无疑给蹴鞠走向衰亡埋下伏线。

二、宋代赛制改革是蹴鞠衰退的内因据《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宋代蹴鞠球门立在场中央，“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

比赛分两队进行，左右军筑球，左军先以球团转众，小筑数遭，有一对次球头，小筑数下，待其端正，即供球与球头，打大赚过球门。

右军承得球，复团转众，小筑数遭，次球头亦依前供与球头，以大赚打过，或有即便复过者胜[6]。

从中可以看出，球门“杂彩结络”，修饰得光彩夺目，与汉代蹴鞠在地上挖的土门相比，形成鲜明的虚实对照，也就是说，宋代蹴鞠讲排场，摆虚架子。

球门三丈高（按吴承洛推算宋、元尺折合今0.3072米，依十尺为丈,那么三丈就有9.216米）,大约接近二层楼的高度,这大大增加了进球的难度，限制了蹴鞠的传踢和剧烈程度,使蹴鞠的观赏性也大为降低,这是造成蹴鞠朝玩花样方向发展的要因。

文中“先以球团转众，小筑数遭”，就是这种踢花的表现。

宋代蹴鞠比赛中还有严格规定，一般队员只有踢球团转（即传球）的任务，次球头也只有停稳球后传球的职责，而踢球进门的任务由队长来完成。

这显然是儒家等级思想在蹴鞠比赛中的具体反映。

而且文献记载说，胜与负都由“球头”（队长）承担，这样的赛制暴露出竞争和激励机制的不完善，造成其他队员竞争意识差，使蹴鞠的核心竞争力是独有技术，这样的团队一旦有少数人流失，整个球队立刻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不利于蹴鞠技术的保留与传承的。

所以，这样一种儒家等级化和球门改制形成了蹴鞠衰退的内因。

三、民族压迫加速了蹴鞠的衰退在中国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族群建立的政权，在汉人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中，通常被列为外族入侵。

其中北方族群入侵力最强。

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与蒙古族都是强大的北方族群。

族群人群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首先采取的是民族压迫政策。

元朝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在建国初就推行了民族压迫政策。

在战争期间，蒙古贵族经常驱使被征服的民族去进攻未被征服的民族。

这样，被较早征服的民族在地位上就高一些。

元世祖忽必烈时，把全国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等西北区各族和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在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还包括宋金对峙时四川地区的汉族；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原来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在这种民族政策压迫下，长期在中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受到了蒙古族文化的强烈冲击，其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也相继受到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彻底排斥。

由于元朝统治者禁止汉人、南人畜鹰犬为猎，禁止或限制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文、评话等[7]，曾盛行于黄河、长江文化中的蹴鞠更进一步弱化，在整个元代，蹴鞠主要是在元曲中读到。

元曲是元代散曲和杂剧的合称，一般人说的元曲主要指的是元杂剧。

杂剧相当于现代戏曲，元曲中不少描写蹴鞠的情景，使大家感到元代市民蹴鞠兴盛，其实这是个误解。

在元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下，赛社是严禁的，蹴鞠是不可能在广大市民中普及的。

元曲中一些对蹴鞠的描写只是对元朝黑暗统治的不满，其中不少是对宋朝的留恋和对旧文化的歌功颂德。

明朝是一个有着严重复古思想的朝代。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在当时看来就是光复了汉人的国土河山，一时间朝野兴起复古之风，尽数找回过去的传统文化，民间风俗主要寻迹唐宋两朝，蹴鞠也不例外。

然而，虽然明朝蹴鞠有些恢复，但“明代后，蹴鞠进一步衰落……‘一般场户’流行的大约只剩了‘一人场户’到‘三人场’，其他几种方法已不受重视。

各种场户比赛方法、名目则有不同改进”[8]。

在文献中，明朝主要是《太平清话》和少数几首诗文中有些描写，但无非是刻画宫女，女流清芬的女子蹴鞠。

还有就是《明宣宗行乐图》描写皇帝大臣观看“三人场”的情景。

尽管朱元璋意欲复古，但想恢复唐宋文化之盛是不可能的，像蹴鞠这样的竞技体育经过百年的衰退，到明朝社会上懂筑球技艺的传承人已寥寥无几。

满清入关，对汉人的民族压迫也是深重的。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强迫汉人改易衣服与发式，接着频繁不断的文字狱，三番五次地镇压和焚毁少林寺，四处捕捉反清复明志士。

文字狱实际上是文化专制的反映，是封建专制空前强化的产物。

它不但造成了政治空气的沉闷，也带来了文化思想的窒息。

这种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人为的高压政策和措施，必然对中原传统体育造成不小“摧折”，严重阻碍了传统的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

这种文化专制具体表现在体育上，只注意提倡满族传统体育（如冰嬉、冰上蹴鞠、骑射、射绸布、射香火等），社会上，不要说比赛蹴鞠，就连玩耍的踢皮球也只在康熙时偶有所见，但也是奄奄一息。

有人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踢球，是乾隆时期有蹴鞠的证明，但经红学家们考证，曹雪芹写《红楼梦》实际上是对他小时候的回忆，曹雪芹笔下的贾母便是以他自己的祖母为原型写作的。

至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那段“即见僮没水中，取一圆出……踏猛似破”和“刺布作圆，踢蹴为笑”等鬼怪描写，更是值得怀疑，不可确信。

乾隆年间几本书籍中出现的蹴鞠实为忆中物，而实物已消亡了。

四、蹴鞠对象的弱势化对元、明、清蹴鞠史稍稍过目就不难发现，这几个朝代从事蹴鞠的群体基本上是妇女儿童。

如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写道：“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女校尉》）。

文中“踢打温柔”,说明这种蹴鞠玩耍讲究的是“柔”，即缓慢、不剧烈，所以适合女校尉们踢玩。

又见元戏曲家邓玉宾描写的“随圆社常将蹴鞠抛抱，占场儿陪伴了英豪”（《仕女圆社气球双关》）。

文中“常将蹴鞠抛抱”，似乎是手脚并用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再看明末清初诗人李渔在《美人千态诗》中刻画的“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拽起露金莲。

几回踢罢娇无语，恨杀长安美少年”。

由于红裙拖地，踢球时不得不用手拽起裙，但抬起三寸金莲的小脚，迈着站不稳的步子踢球，踢不到一下子就气喘吁吁了。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踢球的是一个名叫小翠的女子；《红楼梦》中踢球的是“门上小”，这些踢球的人都带一“小”字。

很明显，明末清初蹴鞠群体进一步弱势化，也是蹴鞠走向衰亡的因素之一。

五、结语综上讨论，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我国古代蹴鞠的衰亡是多因素的。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宋代社会趋向文弱之风是造成竞技性蹴鞠衰退的要因，也是我国蹴鞠衰亡的社会根源。

（二）民族压迫加速了蹴鞠的衰亡。

从元至清三个朝代就遭到两个外族入侵（对当时汉族来说）。

而这两个入侵民族都采取了文化压迫政策，并强制汉族放弃文化传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

元、清两朝严重的民族政策压迫加速了蹴鞠的衰亡。

（三）宋代蹴鞠球门和赛制的改革是蹴鞠衰亡的内因。

宋代球门升至9.216米高，使蹴鞠比赛完全不讲实效，而追求传踢等花架子，加上有严格的等级规则，导致蹴鞠缺乏竞技性和观赏性，从而迫使蹴鞠朝玩弄花样方向发展。

（四）蹴鞠对象的弱势化。

从文献和至今发现的宋元绘画、瓷枕、瓷瓶上的蹴鞠图来看，宋代以来蹴鞠对象已经偏向妇女儿童，对于足球来说，妇女儿童无疑是弱势群体。

所以，这一方面是宋以后蹴鞠竞技性严重衰退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蹴鞠对象的弱势化，也即蹴鞠的边缘化态势形成，特别是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很不重视，更是加快了蹴鞠的边缘化，最终使足踢的蹴鞠衰亡在裹足女子的脚下，是不奇怪的，也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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