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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
孔子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

他们生活的年代遥遥相距两千四百多年，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很大差异。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关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史学界尚无统一的说法，此处只依其一)；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

可他们都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了超绝一时的、有杰出贡献的人物。

孔子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为深广，他整理故国文献，开创孔子学说，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以至被称为“圣人”、至圣先师，而今人则称之为“是一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匡亚明：《孔子评传》)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新民主主义论》”)。

孔子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经过附会和演释，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

历代封建帝王和反动统治者不断对孔子加官进爵，顶礼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来维系他们的专制统治。

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新的热血志士，也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鲁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如果就抨击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复古倒退的意义上讲，“打倒孔家店”无疑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从当时运动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历史唯心主义来看，对孔子学说全盘否定，又不无偏颇。

当今时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如何评价孔子学说，探讨鲁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与差异，是不无意义的。

一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孔子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把孔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来评价的，不仅如此，还必须认真地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事实上，五四时期李大钊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

他说：“孔子者，历代
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

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的历代时君雕塑之偶象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论理观与孔子》)。

李大钊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明确地把孔子本人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区别开来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

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

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

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

鲁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子区分开来的，是把孔子学说中的消极东西和积极因素区别对待的。

所以他对孔子本人的评价，还是较为心平气和的，而且颇有同情之慨。

这在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极为分明。

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

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

但后来，“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

孔夫子死了以后，运气也不见好，“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而每当权势者“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实在可怜得很”。

可见，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

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
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

“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

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

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

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

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

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

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

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

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

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

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献整理家、文艺理论批评家。

孔子的时代，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

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只集中表现在文艺的社会功能、艺术鉴赏与批评等几个方面。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

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这里讲的是“诗教”，把学诗做为一种审美活动。

它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娱乐作用；而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利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文艺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服务；也包含了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现象，还应反映自然现象，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一些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份。

孔子美学思想中的艺术鉴赏与批评问题，首先应提到他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无邪”，就是“正”、“中正”，是孔子整理文献、鉴赏作品时的政治道德，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放在第一位，可以批评政治上的弊端，但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

孔子在欣赏《韶》乐时，提出了“尽善尽美”的主张。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

这里涉及了孔子的音乐审美标准问题，“善”是指好的事情，“美”是指美德，都属于道德范畴。

是审美意识的体现。

《韶》是歌颂先王德行的古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兴奋到如痴如醉的地步，是因为他感到《韶》乐达到了“尽善”与“尽美”的统一。

孔子在讲到人的修养时，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采，“文质彬彬”，是指人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本质和文采的完美统一。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

孔子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主张文质并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适应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的，这是它的消极面，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萌生期的产物，它又有积极的开拓创新意义。

这对后世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

就是鲁迅，也从中受到过启示。

对于鲁迅的美学思想，这里不做全面研究，我想只就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的贬抑和褒扬、认同之处略予说明。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

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

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
“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

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

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

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

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

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鲁迅是承认的。

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

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

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

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

上述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正确观点，也表现于鲁迅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某些方面的认同和褒扬。

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对《诗经》做了客观的评价。

他认为“《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特别是《雅》，“或美或刺”，“有甚激切者”。

他还举出以揭露周幽王黑暗统治为内容的《大雅·瞻》为例，加以说明。

屈原的《离骚》是鲁迅颇为倾心的。

在评价《离骚》时，却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

”可见鲁迅对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之功，及其删定弃取的标准是有所肯定和认同的。

所以后来谈到孔子编定的《尚书》中仍保留“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愤恕诅咒夏要桀的文字时，鲁迅说：“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又一次表明了对孔子审美标准的赞许。

鲁迅还曾指出；《诗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从帮忙到扯淡》)。

把鲁迅对《诗经》的评价，前后起来，又不难看出，这里是包含着对内容和形式，对“文”与“质”的全面要求的。

其中是否多少也有孔子美学思想中重社会功利性，“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对孔子文学作品和美学思想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做法，在鲁迅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鲁迅所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当然包括孔子编定的及记载孔子言论的书——笔者)，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

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说得确确实实，“是的确的”。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是鲁迅杂文，对《论语》、《诗经》中语句的引述，就有近百处。

引述方式，有的因其意而用之，有的反其意而用之，有的用字面上的意思，有的加以发挥，有的表明态度。

比如，1933年，鲁迅在驳斥某些人对手无寸铁的北平大学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赴难”的指责时就引述了《论语·子路》中的话，并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又比如，《清明时节》一文，鲁迅以引述《论语·为政》中的语句作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春秋末期，奴隶主统治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不再服从周礼，不祭奴隶主，鲁国季孙氏不祭文武周公而去祭泰山之神，就是突出的例子。

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说这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鲁迅这里引述孔子之言，讽刺了当年国民党官员跑到陕西祭扫文武周公和汉武帝陵墓的骗局，收到了古为今用的良好效益。

类似的例子很多，恕不一一赘述。

鲁迅对孔子学说中消极因素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其积极因素的拿来、承继、发扬也是自然的，合乎规律的。

鲁迅与孔子学说的关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