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与绅士化

城市更新与绅士化

2015-03-02 王昊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

那天途径老城，赫然发现小时候生活了18年的街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低矮的胡同和院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雄伟壮丽的办公大楼和高层公寓，心中不禁涌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悲凉之感。这种感受应该也并非我的专利，无论你生活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如今，你还能找到自己出生时的老房子么？它们多半都已经被“更新”了吧？

在西方政府的语境中，在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是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唯籍此，城市才能不断提升环境品质，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投资吸引力，从而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但是，西方学术界的立场却大相径庭，他们盯住了“城市更新”的副作用。并给它起了一个“很装”的名字，叫做“绅士化”（Gentrification)。

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从增量到存量”的平稳发展时期终于要到来了。城市更新无论好坏，绅士化是否注定无法避免，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上下两篇，梳理一下西方政府和规划学界几十年来的“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与绅士化（Gentrification）之争，为了我们明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搭建一个思考的基础。

一、名词与概念别嫌烦，我们先来掉下书袋子吧！

第一组：城市更新系列

在西方，与拆旧建新、更新等等相关的名词大体有三个（既然词根是英语，还是以英国为例好了）：

旧城改造（Urban Reconstruction）

在英国，旧城改造主要指1950-1960年代，以“清除贫民窟”为理想，大规模动用公共资源（财政、规划）的物质空间改造，和我国的就地回迁的棚户区改造比较像。

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

城市更新主要指撒切尔政权上台后（1970-1980年代），更加借助于市场的改造措施，这些措施既有专项补贴，也借助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及行动规划（Action Plan），注意了，这个城市更新正是西方学界借助绅士化概念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认为资本大举进入的城市改造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不公。

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

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与以前的城市更新划清界限，新的名词产生了——城市复兴(文艺范儿十足，总是让我想到“文艺复兴”有木有？)

城市复兴层次更宽泛，宏观层面可以指针对于大区域的产业复兴政策，（如威尔士等工业区的城市复兴政策等）；微观层面，可以指针对一个社区的具体规划。英国的城市复兴政策已经考虑了对大规模资本的抑制，倾向于让社区居民做主——公众参与、自动自发，同时也更加“以人为本”、注重城市文化和设计的元素，注重结合产业升级，搞些展会展览等等。抛开社会批判不提，这个阶段的物质环境作品确实“颜值高”，精致、有体验感。

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的Cardiff Bay(照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第二组：绅士化

绅士化（Gentrification）一词最早是德裔英国规划师格拉斯（Ruth Glass）女士发明的，词根来源于法语。格拉斯女士在1964年发表的《伦敦：变化的诸方面》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中写到：

在伦敦，一个又一个工人阶层社区遭到中产阶级的侵蚀，租约到期后，低矮错落的破旧房屋就会被收回并逐渐改造成有格调的昂贵住宅┉┉。这个过程一旦在一个地区启动，就会迅速蔓延，直到这个区里所有工人阶层住户都被中产阶级租户取代┉┉。

从此，绅士化一词就用来特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进驻到以前低收入的工人社区，引起租金上涨，低收入的原有居住者被迫搬离的现象。简而言之，就是贫民窟搬家的过程。格拉斯女士和后来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这个搬家过程中，有钱有权者获益最多，而社会最底层的居民往往被又一次剥夺了，至少被剥夺了住在城市好区位的权力，这往往使得他们就业机会更少，生活更加困难。

根据西方学者的概括（Davidson and Lees 2005），绅士化这一概念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

①资本再投资

②社区社会构成中高收入成员增多

③建成环境的改善

④对原有低收入居民直接或间接地驱离。

这一概括扩大了绅士化的概念范围,不仅旧城、老工业厂房的改造算是“绅士化”,即使城市郊区的改造,只要符合上述定义的,也被国外学者纳入了绅士化的范畴。

看到这里，你是恍然大悟呢还是越来越迷糊了？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难道是自己“没觉悟”？租住户租约到期难道还能赖着不走么？城市环境越来越高档难道不好么？

二、过程与反思

为了讲理还是先说事儿，暂且按照英国对城市更新系列的分段语境，梳理一下历史，看看争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吧：

1、旧城改造（Urban Reconstruction）（1950-1960年代）

在英国，旧城改造的理念来源于19世纪“清除贫民窟”的政治愿望。当时人们认为：

恶劣的城市环境是城市问题的根源之一，在贫民窟中长大的人很难有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

任感，这样自然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

二次大战后，上述想法与盛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一拍即合，第一阶段的旧城改造轰轰烈烈展开：通过福利国家的政策，扭转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机会不均的旧城改造理所当然以大幅提高公众福利与公共支出为背景。

从城市规划的实践角度看来，这一时期的旧城改造活动与80-90年代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类似之处，如：将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主要的管理手段；通过政府主导，开发商参与的模式，着重于物质空间的改善。为改善穷人的居住质量，英美等国在这一时期，都建成了不少高层住宅。这一时期的旧城改造满怀“乌托邦”的情结，而这些投资拉动也确实起到了推动战后经济发展的效果。

当然，贫民窟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社会无法为每一个公民都提供合适的发展机会，再“合适的”住宅也难以使居住于其中的穷人免于贫困。因此，50-60年代旧城改造中新建的高层住宅，有很大一部分进一步沦为藏污纳垢之所，甚至是犯罪分子的集中培训基地。从规划技术的角度看来，一次性大规模开发，容易造成居民成分过于单一，都是穷人的地方谁来消费？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确实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了环境活力，减少了穷人的就业机会。

在这个阶段，绅士化已经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见前文格拉斯女士对伦敦的观察）。不过这个阶段的绅士化还没有和政府行为和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扯上太大的关系。那个阶段还是西方城市增量发展为主的时期，郊区化如火如荼，大部分中产阶级（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是逃离了城市中心，让出了曾经的好区位。

在我国，建国以来数次的棚户区改造，很多都采用了就地回迁的方式，政府利用本来就破烂的地方盖住房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且并没有驱离谁（虽然很多历史街区就是这样永远消失的），从最严格的角度出发，也不符合“绅士化”的定义。那时候大家基本都还是无产阶级，阶层差别在那之后才发展出来，所以即使改造后的街区，阶层的混合性也还存在着。这也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只有城市物质环境提升而没有绅士化的改造过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城市土地市场，城市区位没有市场价值。无论这种改造是奇迹还是奇葩，总之后来，这样的事情就很难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