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午鼎铭文小知识

“王子午鼎铭文”有关资料

王子午其人在史籍中有据可查（史籍中称公子午），字子庚，他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在楚共王时出任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之职，曾被秦国扣留，后被放归。

“鼎是礼器之首，只要刻了名字的鼎，一般不会送人，且会随着主人下葬。” 随着对铭文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发现，王子午鼎铭文的字体非常不规则，且有很多装饰性的线条，与以往的篆书等字体差别甚大，最后确定它是“鸟虫文，也叫鸟虫篆，是金文的一种。”这种文字习惯呈鸟、中形，是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吴、越、楚等地的一种金文字体。 鸟虫文又可分为两类，一类象鸟，一类象虫。“鸟书，即在普通字体的基础上，加上一些线条，让整个字体呈现鸟的形状，虫书则是在普通字体的基础上，让字的线条更曲折，呈现虫的形状。”因为字体形制优美，鸟虫文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有关专家也指出，此类字形的改变，在后世的秦代篆书的特征中得到了

进一步体现。楚铭所见儒家道德对楚文化的影响 连秀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

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要］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多为楚国政臣贵族自作器物。其铭文所塑楚国贵族，大都礼敬谦恭，惠爱勇武，贤智圣明，公正谦谨。楚国贵族形象的精神品质与儒家文化的君子人格风范极为符合。春秋楚国青铜铭文表明，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道德精神进行着自觉认同，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楚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规范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儒家;春秋;楚国;铭文

［收稿日期］2011－03－20

①本文所用青铜铭文的释文，主要参考马承源著《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相关释文。

近年来，随着楚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表明，楚人的先祖来自中原地区，其文化的主源本属于华夏文化，但是南下以后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楚文化”［1］()。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的七百多枚战国竹简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这一论题提供了重要的出土文献证据。郭店楚墓竹简包括《六德》、《缁衣》、《成之闻之》等多篇文字，它们不同程度地涉及《诗》、《书》等儒家典籍。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内容使人们认识到，南方楚文化并不是独立发展的，它深受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20世纪出土的距今两千六百余年的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为考量春秋时期楚国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世界同样提供着更加坚实的物质凭证和文献依据。楚国青铜器同样深刻表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在考察湖北出土的两周金文的基础上，在比较中原地区的新郑郑伯大墓和淅川下寺楚墓的基础上，刘彬徽先生认为，春秋中期以后，楚国“有铭铜器的数量反而大大超过了同时期中原地区有铭铜器。”“淅川下寺令尹墓内有铭器很多，且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等长铭的铜器。”［2］(pp．273－274)虽然铜器铭文在中原地区呈现着衰减之势，但却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呈现着极大发展和繁荣。

一则以衰一则以盛，盛衰之间彰显着中原文化的文化精神在楚人的道德文化精神世界中的传承和发扬。

研究春秋楚国铭文发现，楚人的思想道德（思想道德论文）观念与中原文化儒家的思想内涵有很大的一致性。1978年5月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孙诰钟及湖北宜都山中出土的王孙遗者钟等器物上铭文，清晰地呈现着楚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其铭有曰:“严恭舒迟，畏忌翼翼”(《王子午鼎》)，“肃哲圣武，惠于政德”(《王孙遗者钟》)，“淑于威仪”(《王孙诰钟》)①。这些楚国青铜器大都是王臣做器，如《王子午鼎》的器主王子午是楚—1—时令尹子庚;《王孙遗者钟》的器主是楚庄王之子公子追舒，曾任楚国令尹;《王孙诰钟》的器主王孙诰亦是王室后裔。

铭文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历史论文）记载中的人物形象大体相符。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王子午鼎》的器主子庚即王子午是位行事稳健平生谨慎的楚国政臣，堪称“严恭”。春秋时期，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有“完整的君子人格标准，即仁、信、忠、敏，君子已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而成为一种道德评价。君子既有从容镇定的外在风范，又有仁信忠敏的内在气质。”［3］()春秋时期，“君子作为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已经基本完成。

后来的中国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构建了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风范，以智为文化标准，以勇为英雄气度的君子人格体系。君子的人格标准愈来愈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君子人格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而其基本形态是春秋时代完成的。”［3］()楚系铭文中的政臣贵族的自我形象的表述，正是儒家的理想的君子形象。春秋时期，君子人格这一理想人格境界，是中原文化儒家的道德风范，也是楚国贵族阶层的伦理道德追求。为了全面审视楚国铭文的文化内涵，引其铭如下:正月吉日丁亥，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尊彝宝鼎，用享以孝我皇且文考，用祈眉寿。严恭舒迟，畏忌翼翼，敬厥盟祀，永受其福。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阑阑兽兽，令尹子庚，殹民之所亟，万年无諆，子孙是利。(《王子午鼎》)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做龢钟。

中翰且扬，元鸣孔皇。用享台孝，于我皇且文考，用祈眉寿。严恭舒迟，畏忌翼翼，肃哲圣武，惠于政德，淑于威义，诲猷不饬。阑阑龢钟，用匽台喜，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余恁佁心，延永余德。龢沴民人，余敷旬于国。惶惶熙熙，万年无諆。枼万孙子，永保鼔之。 (《王孙遗者钟》)

正月吉日丁亥，王孙诰者择其吉选用美金，自作龢钟。中翰且扬，元鸣孔皇，有严穆穆，敬事楚王。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严恭舒迟。畏忌翼翼，肃哲圣武，闻于四国，恭厥盟誓，永受其福，武于戎功，诲猷不饬。阑阑龢钟，用匽台喜，以乐楚王、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惶惶熙熙。万年无諆。永保鼔之。

(《王孙诰钟》)

这些铜器铭文的内容主要是标树器主忠孝贤明的政治形象。在王子午、王孙遗、王孙诰标树自我形象的铭文中，他们大多夸饰自己不凡的政治形象。尤其要突出的是对君王社稷的忠诚，广施仁爱、惠爱民众的道德品格，自己政治上的聪慧智谋以及战场上的赫赫军功，从而昭告天下自己不凡的政绩。从这些夸饰性的文辞可以看出，他们既是文韬武略的勇士，又是优雅从容的君子，堪称是德智兼备、文武全才的政臣。铭文竭力表彰和凸显器主的优雅形象，虽然是王臣贵族主观上的自矝其德，但也客观反映出楚人伦理评价体系中的贤臣标准，表现出楚国士人文化精神中对君子人格的追崇。这些铜器铭文，以整齐端庄的诗体形式表达庄重虔敬的情感，其人风度典雅，其文言辞深厚，突显着楚国贵族的儒家伦理道德信仰和君子人格追求，鲜明地体现着楚文化的中原特色。

一、严恭舒迟，畏忌翼翼:礼敬忠诚的君子品格《王孙遗者钟》、《王子午鼎》铭文中都标示自己做为人臣的“严恭舒迟，畏忌翼翼”品格。“严恭舒迟，畏忌翼翼，”意谓谦恭礼让，小心谨慎。《王孙诰钟》又云“有严穆穆，敬事楚王”，意谓庄严肃穆地敬奉着楚王。此三则铭文开篇强调自己谦恭礼让，敬事楚王的恭敬态度，说明“礼”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周礼强调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违逆尊卑秩序则被视为不守礼。所谓“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礼”规范了社会的等级秩序，“礼”使诸侯、卿大夫、庶民有着严格的等级，使人的男女、长幼、远近、内外等自然差别被强化为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

春秋时期，“礼”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西周时期的政治等级意义之礼逐渐注入道德伦理内涵。一方面仍然强调礼的政治核心地位与社会规范意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为国以礼”;另一方面，不断赋予礼以伦理的内涵。“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无毁人以自成”(《左传·昭公十二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左传·昭公二年》);“礼乐，德之则也。德义，礼之本也”(《国语·周语下》);“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让，礼之主也”(《左传·襄公十三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君子贵其身，是以有礼。”“礼，身之干也”(《左传·襄公十三年》);“礼，人之干也”(《左传·昭公七年》)。春秋时期所言之礼是道德的根本，敬、忠、信、让、恕等都与礼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礼具有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味。礼贯穿于所有德行，礼作为一般的道德，忠、信、仁、义、卑、让都包含在其中。礼与仪的分离，使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