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中的_日常生活叙事_以赛珍珠_张爱玲为例

第11卷第3期2010年9月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JOU RN AL OF CHAN GZHOU UN IVERSIT Y(SOCIA L SCIENCE EDIT IO N)

Vo l.11N o.3

Sept.2010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

——以赛珍珠、张爱玲为例X

晏　亮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石435002)

摘　要:作为20世纪前期以描写中国题材为主的重要女性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和20世纪中国传奇作家张爱玲对男权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当宏伟叙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时,赛珍珠、张爱玲却不约而同地转向边缘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她们的创作实践不仅仅延续了中国传统小说具有重视现实生活、重视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传统,成功开拓了一个女性写作的新空间,而且对于充斥着私人化写作和欲望书写的当代文坛,无疑也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女性文学;日常生活叙事;赛珍珠;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码:A 文章编号:1672-9048(2010)03-0066-03

一、“日常生活叙事”在女性文学中凸现的可能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有推崇抽象思辨、试图以抽象思辨和理念去把握现实,轻视现实生活和远离现实生活的倾向。为改变这种哲学研究思路,马克思主张把视角落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中,“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日常生活是维持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延续的所有活动的总称。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细节。自从母权制被推翻,女性因生理的原因从事生育、母职、家务,在父权制逐渐被制度化,形成了“男人与家庭之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天地相联系,而女人则与私人的、居家的心思相联系”[2]的局面。女性在漫长历史中被指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地位,造就了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天然亲和力,也造就了女性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情感、事件等的惊人的观察和表现能力。女性从事小说创作,就与她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有着内在联系,“小说是伴随17世纪妇女所写的自传而开始的。”[3]

由于中西女性在菲勒斯中心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彼此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某种共通性与相似性,因而从中西女性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共同关注中,不仅可以找到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和中介点,也必然会开拓彼此的研究领域。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发现和总结,是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出“话语象牙塔”、沟通和连接中下层女性生存经验的唯一通道。

二、赛珍珠、张爱玲创作中的“日常生活叙事”

赛珍珠和张爱玲,作为20世纪前期西方和中国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她们都擅长中国女性题材创作。同时,她们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式熏陶下,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弱势影响下成长和从事创作的。她们虽然成长、教育经历各不相同,人生观和小说观也相差甚远,但是她们在文学创作上却不约而同地避开汹涌澎湃的主流宏大叙事,回到人类生存中最普遍、但也最基本、最永恒的事物——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之中。她们不仅仅延续了中国传统小说重视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精神,发扬了中国古代小说以日常生活为依托的言情叙事艺术,并且开拓了一个女性写作的新空间。

X收稿日期:2010-04-10

作者简介:晏　亮(1982—),女,湖北罗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赛珍珠对日常生活的热烈关注来自于她中国式的平民小说观的影响。“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4]960“但中国小说用白话写作的真正理由,是因为普通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小说只有用白话写成,读的时候才能被那些只能用口头语言交流的人听懂。”[4]961对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有加的赛珍珠,在其众多代表作中明白地显示出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模仿与继承。以《大地》为例。在《大地》中,阿兰作为一位传统女性,在作品中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言行和举止,但就是通过其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使阿兰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其微弱的抗争证明了自己作为女人存在的价值。在南京,当王龙不愿放下颜面乞讨,又是阿兰不怕羞辱,勇敢地沿街讨钱,为家人填饱肚子。在灾民哄抢大户时,阿兰“看见墙上有一块砖松了,悄悄地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走到那里,免得让别人看见而分去一份。我把砖拿开,发现了这些闪光的东西,便把它们放在了我的袖子里。”[4]116凭借她以前在大户当丫头的经验,从大宅内的夹墙里找到了一大包珠宝,圆了王龙建房置地的地主梦。“赛珍珠不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女权主义者”,[5]但是通过描写阿兰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琐事中的表现,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她对妇女命运和地位的关注,以及对男权专制强有力的反击。

同样是精神流浪者的张爱玲,虽然出生于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但是由于受家庭教育、传统文学以及个人艺术趣味等多方面的影响,其创作同样显现出以日常生活叙事表达人情世态的文学精神。“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6]而“人生安稳的一面”,无非是婚姻家庭,四时八节,人情世故。以《倾城之恋》为例。《倾城之恋》讲述的是一个乱世成全一个离婚女人的婚姻故事。主动放弃婚姻的白流苏,离婚后顶着“嫁出去的女子拨出去的水”、“一女不嫁二夫”的舆论压力,选择独身回娘家居住。离婚后的她并没有自甘堕落,她通过会跳西式舞的特殊才能引起了原本是要妹妹相亲的富家公子范柳原的注意。为了抓住这个理想的衣食供给者,白流苏再次做出了偏离传统的选择:为谋生开始谋爱。后来白流苏搬到范柳原的新房子里,正式做了范柳原的情人。没料到一场战争改变了他们预想的生活道路,香港成为一座“倾城”,白流苏最终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范柳原的妻子。在张爱玲的笔下,白流苏这样一个被传统观念所唾弃的离婚女人,尽管曾经遭受了以兄嫂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但终究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有了衣食无忧的下半生生活。白流苏的出现打破了之前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离婚女性没有主心骨、任人宰割的固有形象,她不屈服于夫权、父权的压迫和蹂躏,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赢得了大团圆的结局。在20世纪前期,当大多数中国作家不约而同地追求宏大叙事的时候,张爱玲在时代的种种巨变和难以把握的命运面前,固守着普通人的传奇。

三、“日常生活叙事”对于女性文学的意义

20世纪的百年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充满民族屈辱与抗争的世纪。从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接着是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失败。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再一次带给中华民族巨大的战争灾难。当民族危机和民族救亡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诞生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毋庸置疑,注定要承担起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的重任。因此,具有民族、国家、救亡、解放、英雄等主题的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光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学生,必新小说;及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7]显然,梁启超把小说从“小道”提升为“大道”,并赋予它新国新民的崇高任务,将小说看成改良社会、改造国民性的万能工具,夸大了文学的实用价值。梁启超的这个观点无疑可以视为中国新文学建立“宏伟叙事”的一个起点。相形之下,赛珍珠、张爱玲的文学实践,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反叛。她们不相信进化论的历史观,她们看重的是一个平常人的人世生活。她们用另外一种渐进的、稳妥的方式,延续了“五四”精神中的另一个传统,即立足于人本身,追求个人自由,注重个人世界,看重个人价值。

赛珍珠和张爱玲,作为同时期都以描写中国题材为主的女性作家,同时选择了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叙事,都是源于她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刻体会。在由此诞生的文学传统中,人们多是从生存和生活的角度,以生动、平实的语言去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文学也就呈现出有别于西方文学传统的,注重现世社会、重视人情世态和日常生活感受的叙事特点。从最初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到汉乐府诗,然后到唐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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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亮.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以赛珍珠、张爱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