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人物传记.

人物传记人物传记定义：人物传记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

作品要求“真、信、活”，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

人物传记是后人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人物传记是人物志的主体，是地方志中的重要内容。

人物传记的特征：其首要特征是真实，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生动。

(即真实性和文学性)（一）体现真实综述：“志属信史”，志传和史传一样，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

对人物的记述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

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

1、丰富翔实要使传记真实可信，首先必须全面搜集、占有丰富详实的资料，使传记所反映的人物生平事迹准确无误，完整无缺。

这些资料一般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的内容：（1）人物的姓名、性别、籍贯、民族。

（2）人物的生卒年月。

（3）人物的学历、简历、党派、职务。

（4）人物的贡献功绩、科技成果、著作。

（5）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

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要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一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

这样，才能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如果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正确了。

因此编写传记时，一定要占有丰富、翔实、真实可靠的资料后，方能动笔。

梅林为了写作《马克思传》，用了几乎二十年时间，搜集并深入钻研有关马克思的资料。

司马迁写《史记》，经历了十年，如果加上他搜集史料，调查研究所花去的时间，可以说一部《史记》倾注了他的毕生精力。

2、人物本质抓住人物本质，从环境中说明人。

撰写人物传记，应把所写的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物传记就是要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这个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的论点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真实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也曾经指出过，编写人物传记必须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罗·卢森堡，希望梅林在写作《马克思传》时，能做到从环境中说明人，从历史中说明环境。

如果不顾人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不把人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就不能写出具有真实感的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即使象杰出的法国作家维·雨果，他的《小拿破仑》，由于不理解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一种社会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路易·波拿巴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说雨果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伟人了”。

而这，也就是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了。

可见，要写好人物传记，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写得典型真实。

3、公允评价从人物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渗合，斑瑜互见。

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

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

司马迁写《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军事才能是满怀激情的描写，但对韩信早年的“无行”、“不能治生商贾”、“食从人寄食饮”、“俯出胯下”却并没掩盖而是直书，读者读后反觉真实可信。

所以我们写人物传记，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二）叙述生动所谓生动，就是要把人物写活。

写成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体现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栩栩如生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干巴枯燥的偶像或只有动作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要突出人物个性，体现人物个性形成发展的必然性。

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物才能鲜明生动。

1、选材典型编写人物传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把不能表现人物特征的事件摒弃或一笔带过。

从各种素材中加工、提炼，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来写。

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

写好这些关键之处，不仅可以表现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

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和蔺相如都是赵国封建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司马迁为了要表现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给他们各开一张履历表，而是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件事来写。

这三件事反映了两种矛盾，一是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一是廉蔺两人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的后果，是构成后—个矛盾的原因。

通过这两对矛盾冲突，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同时秦赵争夺和氏璧以及渑池之会两件事，实质上是秦赵两国统治阶级两次实力较量，是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的前奏，所以选择这两件事情，也显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

写大事固然重要，但对细节描写也不可忽视，有时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在一些细节中表现出来。

茅盾税：“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

”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

如《史记·陈涉世家》，开头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陈涉为人佣耕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并十分自负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个细节，看来或许并非必要，其实对描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脉络，写出人物前后一贯的性格史。

写陈涉少时就有鸿鹄之志，所以后来才发展到大泽乡起义。

写陈涉少时就把别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称王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把早年同过患难的老朋友也杀了。

这是他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却早就种下了。

叙行录言2、叙行录言。

思想支配行动，行动表现思想。

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

记叙人物行动，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的重要方法。

因此记叙人物，要选择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动来写。

例如在《吉鸿昌传》中，作者记述吉鸿昌在1931～1932被迫出国期间，为了反对美国歧视华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带“我是中国人”的牌子。

这个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吉鸿昌高尚的民族气节，也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

又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之后，叱咤风云，诸侯惧服。

作者通过项羽召见侯将，侯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动作描写，反衬出项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性格。

可见动作的描写对记叙人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有了具体的行动，才能生动感人。

“言为心声”。

人物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无不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因此选择人物的典型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

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见秦始皇出游的壮观时说：“彼可取而代之”。

而《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看到这种壮观时却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

”尽管他们两人的话意思都是羡慕帝王，但却体现了两种不同性格。

人物的诗作、著述（包括文章、书信、日记）和话语一样，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结和表露。

无不凝聚着人物对客现事物的认识、主张以及所持的态度。

恰到好处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诗作著述，对写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3、讲究文采。

人物传虽不能偏向华丽的词藻，繁琐的描写，多余的形容，曲折的情节。

但语言生动形象，用词精当贴切，句子流畅，层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话，文采还是必须讲究的。

虽说史志中的人物传记与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有区别，前者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不允许任何虚构，后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

但是，在需要生动因而需要文采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因为传者，传也。

立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

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可见讲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要求人物传记应当写得有“强烈色彩”、“栩栩如生”。

恩格斯认为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

《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

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胜，还是必要的。

因此，在写人物传记时，应当重视文字锤炼，讲究艺术手法。

传记起源我国人物传记不仅起源很早，而且体裁多样。

归纳起来，人物传记体裁可分为四类：一是纪传，二是文传（即传记文学），三是史传，四是志传（指方志中的传说）。

我国人物传记的写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处于萌芽状态。

《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都出现了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

这时期可以看做是人物传记的滥觞时期。

到了西汉中叶武帝时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出现了。

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标志着我国人物传记走上了成熟的阶段，并且达到了高峰。

司马迁不仅首创了以人物记传来代替历史事件的叙述，通过传人来记事，同时，他还以文学的手段，来描写历史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而又形神具备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我国文学和史学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对史学、文学、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记》以后的所谓正史，一般地说都是学习或模仿《史记》的笔法，以纪、传作为主体。

到了魏晋以后文史开始分流，文学和史学各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特点向前发展，以至于越来越泾渭分明。

文学家注重辞藻和形象，史家则注重史料的真实及表述的准确，而对文采方面却顾及不多了。

东汉以后特别在唐代以后，杂体传记的发展很快，如碑铭、传状、自传之类，也出现了许多高手佳作。

这类传记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

它们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忠于史实，但其笔法都属于文学性质的。

所以类似这些作品只能属于文学著作——传记文学。

方志撰述人物由来已久。

据《隋书·经藉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

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

”（见《隋书·经籍志》982页）此后，到了晋代，常著的《华阳国志》中，从卷五至卷十二都是关于人物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