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

搜集整理大兴安岭民间文学，对于继承和利用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重要。然而，近年来发现我区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主要是搜集整理者和编者）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实际操作上存在某些误区，其突出表现是：混淆了神话、故事、传说的概念，三者常常纠缠在一起，搜集整理时把握不准各自的特征，编成书稿时也出现内容的混杂和目录上的交叉；把搜集整理过程当成了再创作的过程，情节的随意演绎和语言的文人倾向成为一种硬伤；在搜集整理谚语时忽视了谚语的地域性，误把中国南方或中原地区甚至更加广为扩传的谚语当作我区少数民族的谚语；不同的传说、故事中出现人物和情节的雷同；在整理故事、传说的篇尾附上整理者个人的感慨、抒情类语言甚至附上一段所谓的诗，成为不折不扣的蛇足；对涉及到的历史人物评价不科学、不严肃，历史事件的叙述也有违史实；对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某些事件的文字处理上缺少慎重的态度，等等。存在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理论上的模糊和在操作层面上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因此，亟需理论上的澄清和实践上的探究。

神话、故事、传说是民间文学中的“三大家族”，它们姓氏不同，成员各异，但如何界定和区分？

神话是文学创作中一种极古老的口头艺术形式。全世界的民间口头文学研究者们曾经给神话下过的定义多达一百几十种。但是，这些定义往往不是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各有缺陷。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把两个人关于神话的定义确立在指导地位，这两个人，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高尔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高尔基则对神话的概念进一步作出简括的解释和说明：“神话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艺术概括中的反映。”（高尔基：《苏联的文学》）由此，我们可以归纳神话的特点并借以同传说和故事加以区别：其一，神话产生的主要时期是在原始公社以前，因此，神话的内容是古老的。如果我们搜集整理了一篇黑龙江流域人民同沙俄侵略者抗争的民间口头艺术作品，尽管其中有某些幻想的色彩，但也并非神话。其二，神话的内容、情节富于幻想性，但是，透过这种幻想成分却能很明显地窥察古代的现实生活情景，如女娲造人的神话让我们联想到古人制陶的生活。

什么是传说呢？我国当代权威的民间文学专家乌丙安教授指出：传说“是与历史事件、人物相联系的或与地方事物（名胜、古迹、风俗、地方特产或常见事物）有关联的幻想性散文叙事作品。”如大兴安岭的嘎仙洞的传说、李金镛的传说、北极光的传说。传说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传说中的一切虚构因素、幻想成分、奇异形象总是要与一定的可信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民间故事的概念，前苏联口头文学专家开也夫有比较稳妥的论述：“广义地说来，有着假想的内容、散文的形式的口头艺术作品就叫做民间故事。狭义地说来，仅只是幻想的故事叫做民间故事。”（开也夫著：《俄罗斯的文学》）据此，乌丙安教授进一步指出：“民间故事中的假想内容时有一些原始观念的痕迹，但整个内容并不像神话那样全部概括着原始人类的认识和观念。民间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几乎很少有附会到具体事物上的，有的故事即使关联到某些事物上，但在内容的基本特色上与传说内容的生活特色也有区别。”（乌丙安著：《民间文学概论》）。这两个论述为我们认识民间故事的特征提供了一把便捷的钥匙。

总之，区别神话、传说、故事，最简要的也是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在了解、运用各自概念的基础上来辨别其特征，如同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究竟是谁，就要看其身高、体态和相貌等特征一样。但又不能仅见身高相似就认为都是“老王”，仅因其体态类同就认定都是“老李”，而要进行多方面、综合性观察和辨识。认清了基本特征和主要标志，就可以避免混淆和交叉。

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必须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这里有两点应引起特别注意，一是在整理时切不可过分地将语言文人化，人民群众的口头艺术创作语言始终是简朴明快的，而不是委婉朦胧的，更不能有诗化的倾向。我们有的经过整理的民间传说，如叙述到李鸿章同慈禧的对话，使用上了半文半白的语言，这就显然有违于民间口头文学的风格。因此，在这方面，强调“忠实记录”也包括对语言的忠实记录。二是“慎重整理”并不等于不整理，比如在语言的精练上，在情节的真与伪、粗与精上都必须进行整理，但这种整理又必须是尊重基本原型基础上的整理。

谚语也是有地域特色的，就像劳动号子一样。我们林区谚语的突出特色，就是同林木和少数民族生活相联系的，所以搜集整理大兴安岭地区民间谚语也要突出大兴安岭（包括少数民族）的特点，这样才有价值。相反，如果把“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之类的谚语也当做本地谚语来搜集，便没有什么意义了。近年来，笔者接触到一些我区少数民族方面的谚语，这些谚语记录和反映了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婚、嫁和生产以及民间交往的习俗和文化，这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并为现实所用是很有意义的。

在传说中叙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应以史实和正确的历史人物评价为依据，如果在整理时发现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有误，那么就该予以纠正，而不能以讹传讹。比如有的《嘎仙洞传说》，开篇就称“大兴安岭的鲜卑民族远在春秋战国时就逐鹿中原”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记载鲜卑人问鼎黄河流域，在山西大同建立北魏王朝（初称代国）是在公元386年。如果说从鲜卑人走出山林到取得建立王朝的条件，这期间有一个比较漫长过程的话，那也不至于前移到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再比如在有的《胭脂沟的传说》里，称李鸿章为“大卖国贼”，这是否妥当，是否科学，是否公允，也有待研究。晚清时期慈禧王朝的割地赔款问题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根本责任和罪名？李鸿章虽为总理大臣，但在慈禧的淫威下他是否有实际上的决策权？这些复杂的问题我国史学界尚且存疑，所以我们暂时也先不给李氏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为宜。还有，关于李金镛填江借船的那一段传说，讲李金镛急需粮草而无船可运，便施一计：让百姓把江流堵截，使俄船无法航行，然后李金镛再以此为条件迫使俄人借船运送粮草。这段传说既塑造了李金镛的机智，又揭示了其不择手段，得失兼在，依笔者愚见，还是先不传为好。再说，偌大一个黑龙江，岂是当时随便一些百姓手抬肩扛石料沙土便能填截的？既如此，那截后的江水奔如猛兽如何控制？所以，这传说的可信性也十分可疑。

最后，我想就当代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谈一点看法。民间文学源远流长，至今未曾中断，而且人民群众的口头艺术创作永远是贴近现实的。我们如果忽视了对当代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就会像上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情况那样，导致此项工作的流失和断代，而后则需要一个较大规模的补救过程。当代民间文学主要有民间传说、故事、笑话（手机短信当属此例）、歌谣等。如在大兴安岭流传的抗联支队的传说，开发会战时期的女子架桥连的传说，以及一些先进典型人物的传说，还有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讽刺笑话等，都应引起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注意。我们今天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明天，它们就是一种新的文化财富

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当中，土家族是一个典型的中部民族，主要分部在湘、鄂、黔、渝四个省市邻接地段。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它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除了能征善战外，他们在漫长而又艰辛的改造自然的历程中还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据宋玉《对楚王问》所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大概是楚歌，《巴人》无疑是巴歌。唐代兴起的《竹枝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