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娱乐至死》解读版 (1)

1．导读：我们的生活是一场电视秀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直是传播学和社会学中的经典之作。

本书出版于1985年，即美国的大众文化勃兴之时，电视代替阅读和书本，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娱乐代替了严肃阅读和思考，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精神食粮。

波兹曼敏锐地意识到电视这种新媒介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巨大影响，电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我们所有的生活都会通过电视这种媒介表现出来，美国大选通过电视进行辩论，体育竞赛通过电视直播，电视购物引导我们消费，宗教组织的传教士也可以成为电视明星，利用这种媒介宣传上帝的福音，就连书籍也只能通过电视的推荐才能畅销和大卖。

电视全面占领我们的生活时，娱乐就成为唯一的内容。将娱乐这种超意识形态推行到了极致，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呈现出的样子，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场电视秀。你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细节和片断，都活在别人的观影快感里，你的生活是别人娱乐的对象，别人的生活也成为你的镜子。

有两种办法可以让我们的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他在《1984》中预言，文化将成为一个监狱，未来的世界我们没有书可以阅读，没有思想可以思考，没有任何娱乐可言，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政治谎言之中，我们就在这种无趣而枯燥的世界中慢慢变老；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他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醉生梦死的娱乐精神统治我们的精神世界，大量无用的信息填塞我们的大脑，我们疯狂地迷恋电视这种媒介所带来的各种娱乐，最终放弃任何严肃思考和阅读，在白痴式的被洗脑的空白世界里慢慢死去。

波兹曼总结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到底哪个更符合我们的现在？

2．娱乐为什么能改变世界

《娱乐至死》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观点需要解释，这是波兹曼写作的理论根基。这个观点是继承自另一位传播学领域的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认为，了解任何一种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文化中使用的各种媒介。比如语言这种媒介就定义了人类，塑造了人类很多的文化内容；时钟的发明定义了时间；摄影的发明改变了绘画。

但在波兹曼看来，麦克卢汉的观点需要一点小的修正，他提出的观点是：媒介即隐喻。这个隐喻该怎么解释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明确而具体的说明，而隐喻是一种隐蔽的、不知不觉的心理暗示。

当我们阅读一本书时，有时候书中的文字写下的是虚构的世界，但我们仍然觉得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们通过一本书了解历史、政治和我们无法亲身体验到的世界，而忘记了自己在阅读一本书。

当我们看手腕上的手表，就可以知道时间，但那其实只是一些简单的数字而已。这是人类发明的符号代替了时间，而真正的时间是体验到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亲人的衰老和逝去。

我们看以前拍摄的照片，想起过去美好的时光，想到照片中的某个去世的朋友，照片并不能让朋友复活，让过去回来，只是一种情绪和感觉，但在那一刻，我们忘记了照片的存在，只觉得朋友一直还在，过去一直还在。

这就是波兹曼的观点，随着各种媒介和交流工具的发明，物质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小，我们接触现实世界的面也越来越狭窄，人们没有直面周围的世界，而是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不借用任何交流工具，不利用媒介，我们似乎无法看见和了解任何东西。语言、书籍、照片、电视、互联网、手机，这些媒介利用不知不觉的隐喻，定义和改变了我们的现实和世界。

把这个观点进行延伸，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波兹曼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

人们发明的各种媒介和工具绝非是人类自身能力的延伸，我们创造出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自身的意义，最终会反过来重新定义、同化人类，就如同很多科幻电影中展示出的，人类的发明控制了人类的身体和大脑，让它成为毁灭世界的噩梦。

电视也一样，不过不是通过残忍的杀戮，而是通过娱乐这种最喜闻乐见，最不设防的方式。

3．阅读与辩论引领娱乐的时代

《娱乐至死》的主题是关于电视如何改变、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的。但是波兹曼在陈述电视这项媒介工具发明之前，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印刷术统治时期。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历史上一个很好的事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还不是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与另外一位政治辩论家，美国民主党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进行了七场名垂历史的辩论赛。这些辩论赛基本都是直接面对公众进行的脱稿演讲，每个人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陈述，然后另外一个人再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反驳，有时候因为时间过晚，辩论者就让观众先回家吃饭，然后再回来继续听他们辩论。

现在想起来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花费七八个小时听别人的演讲，还能听得津津有味。无论对于演讲者，还是听众，这样长时间的辩论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但现如今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事情，在历史上却是司空见惯，辩论者不但能够口头演绎自己的辩题，吸引大量的听众，而那些听众也能理解这样一种演讲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很难将这种严肃的辩论看成一种娱乐，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确实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阅读基本是最主流的娱乐消遣方式，观看这种政治辩论其实是阅读的一种延伸。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更没有电视可看。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的说话方式。这种严肃的政治辩论就是最好的体现，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们会讨论，而且他们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们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倒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

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波兹曼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电报、摄影、电视等新媒介的发明，“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4．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信息越多，理解的反而越少

在电报时代之前，我们获得信息，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在印刷术统治的时代，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的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很简单，对于中东问题，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呢？对于报道的犯罪活动，通货膨胀，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只是不停地观看，直到这些新闻变成旧闻，然后遗忘。我们的大脑变成了一个不断接受讯息的容器，不断有新的信息发送过来，不断有旧的信息过滤出去，就好像整个世界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我们脑海里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加真实可靠。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