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之文化的接受与排斥

文化的接受与排斥

一种文化在对待外界社会带来新的文化要素时，不外乎采取受容、不关心、拒绝等态度。如果把不关心视作对新事物的消极拒绝的话，那么，对待外来文化就可分为受容和拒绝两种态度，即接受和排斥两种态度。

接受或排斥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接受者，即主体文化的因素。从接受者来说，一个社会体系或文化体系，一般都会同时存在推动改革和维持现状的力量。如果改革力量强于保守力量，就表现为受容，相反，就表现为拒绝。但是，改革力量和保守力量被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制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与主体文化自身所处的状况有关。人类对于新事物，往往抱有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主体文化发达，社会开明多思，改革进取，对外来文化就比较宽容，易于接受。如唐代西域文明的传入、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来华等，都与当时中国文化自身的受容态度有关。主体文化落后，社会危机频频，多保守封闭，对外来文化就排斥，拒绝多于接受。晚清之排斥西方文化，“文革”时期的封闭锁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这些现象也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

第二是外来异文化，即客体文化的因素。一般来说，异文化的效用、异文化与接受者文化体系之间差异性的大小，即是否适应，是主要的影响原因，即所谓的效用与适应性问题。

有效用的外来文化往往被接受，效用有直接可观和不明确两种。如铁器代替石器，它的实际利益是明显的，因此容易被未开化的民族接受；但西洋医药代替中医中药，甚至代替迷信巫术，就没有那么容易，人们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孕妇耻于让男性妇产科医生接生或治疗。铁枪进入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时，他们知道铁枪比弓箭威力大几倍的事实，但却没有料到在部落战争中，它也是恐怖的杀人武器。在印度部落，人们习惯于用一种冒着浓烟的煤炉子，呛人的浓烟使得眼病和呼吸道病变得十分普遍。当英国人教他们采用简单的烟筒，将烟导出屋外后，病痛固然是减少了，但不久人们发现，由于浓烟而不敢进屋的蚊子现在则因浓烟消除而繁殖起来，使人不堪叮咬。所以，后来又采用了原来的炉子。因此，效用也有两方面的意义，有效的新文化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利。如何正确地根据利弊程度来决定是否采用新文化要素，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正确抉择、也不可能做到的抉择，哪怕是文化再发达的民族。因为新文化采用后的负面影响有时是无法预测的。

关于适应性，不管效用有多大，如果它与既存文化有较大的对立，特别是价值体系发生矛盾时，它就会遭到拒绝。因此，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没有较大的对立和能够适应，是文化受容的必要条件。如斯马特附近的孟塔洼诸岛居民拒绝从近邻马来人那里借鉴种稻技术。虽然他们知道引进水稻技术后，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种稻需要持续不断的劳动，这不符合孟塔洼诸岛人数月停止一切劳作的宗教要求。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一直拒绝水稻技术的引进。东南亚信仰佛教的各国强烈抵抗杀虫剂的输入，因为杀虫剂的输入会打破他们不杀生的戒律。这些例子不只限于后进民族，在文明民族中也常见。如1953年，英国农业部希望推广美国的“窄屋养鸡法”，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鸡蛋产量增加20%。但这仍然遭到以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会员为主的许多英国人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英国人的爱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