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训诂

《诗经》词义研究方法论

杨合鸣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时代遥远，语言艰涩，因而是最难读的古书之一。汉代的学者就曾发出“诗无达诂”、“诗无通故”的浩叹。事实正是如此。无论是对《诗经》题旨的说解，还是对《诗经》词语的诠释，无不见仁见智，呈现出几千年纷纷无定解的局面。自古至今，在《诗经》词义研究方面虽取得很大成绩，但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大量词语诸家训释不一，只有通过研究，才能择善而从；有些词语诸家训释欠明，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加以阐发；有些词语诸家训释皆误，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予以订正。可见《诗经》词义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仍是当今《诗经》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为使《诗经》词义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固然很多，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尤其重要。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依据故训。这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章太炎先生说：“诠释旧文，不宜离已有训诂而臆造新解。”[1]此说诚然。前人故训有是有非，既不能一味盲从，也不可全然否定，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而决定取舍。《邶风·羔裘》“舍命不渝”之“舍命”，《郑笺》训作“处命”，陆德明《释文》训作“受命”，戴震《毛郑诗考正》训作“释命”，林义光《通解》训作“锡命”，胡承珙《后笺》训作“捨命”。以上诸训孰是孰非，须得考证一番。“处命”为“见危授命”，然诗中未见危急之象，故此训不确。“受命”为“接受命令”，谓“接受命令不改变”，语意欠通，故此训也不足取。“释命”为“受命于君，以至复命而后释”，此训似嫌迂曲，恐难成立。能“锡命”者当为诸侯，然诗中称赞“彼其之子”为“邦之司直”（主持正道之人）、“邦之彦兮”（国家的俊杰），可见，“彼其之子”断非诸侯，而只能是一位大夫。谓大夫“锡命”也难以令人置信。考虑到“舍命”与“不渝”相配，当以胡氏之训为是。此句意谓“（大夫）舍去生命也不变节”。《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郑笺》训“常”为“久常之功”，训“夏”为乐章，皆误。朱熹《诗集传》训“夏”为“中国”虽正确，但训“常”为“君臣父子之常道”，也误。方玉润《原始》训“常”为“五常之道”，训“夏”为“大立”，更不达诗旨。马瑞辰《通释》：“谓陈农政于中夏也。”此训极谛。这两句为主祭者的戒勉之词：“不要分此疆尔界，将后稷艺农之典推广到中国各地。”由此可见，依据故训研究词义，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断定主题。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钱钟书先生指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2]钱氏主张理解文本，既要由词至句至篇章至全书，又要由全书至篇章至句至词。这种“阐释循环”说对词义研

究很有启迪作用。《诗经》主题最难索解，古往今来诸家说解不一。而对主题说解不一，必然会引起对某些词语解释的歧异。因而只有断定主题，方能准确释义。《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诗序》说是刺幽公“游荡无度”，《毛传》说是刺大夫“游荡无度”，方玉润《原始》说是刺君臣“不务政治，相与游乐”，金启华《全译》说是刺“游荡、荒淫无度者”。以上诸家训“汤”为“游荡”、“游乐”恐不确切。其实这是一首男子爱慕巫女之诗。余冠英《诗经选译》：“诗人倾吐他对于一位巫女的爱慕。那巫女常常跳舞祭神，舞时戴着鹭鸶的羽。”此说正确。准此，诗中之“汤”非“游荡”之意。《楚辞》王逸注引作“荡”，汤、荡古通用。与下文手持“鹭羽”舞蹈联系起来看，这一“汤”字，只能训作“形容舞态轻盈飘荡”。《小雅·何人斯》：“维暴之云。”《诗序》：“苏公刺暴公。”《毛传》：“云，言也。”《郑笺》：“乃暴公之所言也。”王先谦《集疏》：“惟从暴（公）之言耳。”诗中只有一个“暴”字，而无“苏公”字样，故“苏公刺暴公”之说甚可怀疑，训“暴”为“暴公”恐非是。袁梅《译注》：“本篇似为女子所咏。她的爱人反复无常，行踪莫测，始合终离，不念旧恩。”此说可取。“维暴之云”即“只云暴”，形容词“暴”作前置宾语活用为名词“粗暴的话”。此句意谓：“（男子）只说粗暴的话”。可见，若不断定主题，以上句中之“汤”和“暴”就难以解释清楚。

三、联系语境。语境对词义有制约作用。王安石在《答韩求仁书》中曾说：“考其辞之始终（语境），其文虽同，不害意异也。”这说明理解词义须凭借上下文语境。一个词语尽管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语境中只能有一个最确切的意义。因而解释词义必须联系语境，仔细地审辩上下文意。否则解释词义就不免致误。《邶风·谷风》：“不我屑以。”《毛传》：“屑，洁也。”《郑笺》：“谓不以我为洁。”此训不误。而余冠英《诗经选》训“不屑”为“不肯”，谓“不屑和我同居”。这显有增字解经之嫌。只要联系上文“泾以（使）渭浊，湜湜（清澈貌）其沚（止）”加以考察，便可证明训“屑”为“洁”至确。“不我屑”之“屑”用作意动。此句意谓“（丈夫）不以我为洁（喻美）”。《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此训失之。诚然，“驺虞”有“义兽”义，如《晋书·楚王玮传》有“驺虞幡麾众”之语。但此诗的“驺虞”断非“义兽”义。前面云：“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后面云：“啊，义兽！”试看，前后诗意岂能贯通？其实，“驺”即“趣马”，“虞”即“虞人”。《礼记·月令》：“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贾谊《新书》：“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姚际恒《通论》：“《毛传》以驺虞为义兽，谬并同。……此为诗人美驺虞之官克称其职也。”戴震《毛郑诗考正》：“驺与虞田猎必共有事，《诗》因而兼言两官耳。……叹美驺虞，意不在驺虞也，所以美君也。壹发者，君也。”《驺虞》是写君王田猎之诗。田猎之时，趣马御车，技艺娴熟；虞人驱兽，动作敏捷。由于两者配合默契，故而君王能“壹发五豝”。由此看来，联系语境对词义研究很有助益。

四、通晓语法。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序例》说：“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这说明“通文法”与“明训诂”关系密切，相辅而相成。只有“通文法”才能“明训诂”这确是经验之谈。《小雅·大东》：“舟人之子，熊罴是裘。”《毛传》：“言富之。”孔颖达《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