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大家庭的人伦关系

中国传统大家庭的人伦关系

中国网 时间： 2008-02-18 发表评论>>

既然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家庭中的人伦关系自然受到普遍的重视。在家庭中，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每个人与不同的家人相处时，都应恰如其分地谨守一定的礼节。这不但古有明训，也是每个中国人深切了解的道理。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的骨干。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相当重视“家”，家不仅抚养培育个人成长，也是个人精神情感的寄托，更常是个人奋斗的目标。过去甚至有些人对国家、社会的观念较为淡薄，只有家才是他的思想、行动的中心。既然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家庭中的人伦关系自然受到普遍的重视。在家庭中，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每个人与不同的家人相处时，都应恰如其分地谨守一定的礼节。这不但古有明训，也是每个中国人深切了解的道理。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相当重视伦常关系，常将“伦理”和“道德”并称，似乎不讲“伦理”的人，其道德即有所欠缺。事实上，社会上也常以一个人是否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或敬老尊贤，来评判他的品德好坏。而教导人们要如何谨守“伦理道德”的文句，所在多有，例如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一开头就揭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又如《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十义。”一般说来，“五伦”是包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项。就家庭来说，父子、兄弟、夫妇三项是家庭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人伦关系。

由于古书中所谈到的家庭礼节和应对进退之道十分繁琐，让人感觉中国家庭里的“规矩”很多，于是有人认为，只有在大家庭中，因人口众多且成员复杂，才需要这么多的礼节和规矩，以界定彼此的关系，约束个人的行为，而使家庭和谐、有秩序。但也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家庭形态，应以一对夫妻和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小家庭占多数；至多不过是折中式家庭（即由父母、未婚子女与一名已婚儿子和其妻小组成），大家庭的存在应是少数例子。有人甚至怀疑传统中国家庭所规定的应对进退之道，在实际生活上并不普遍实行。姑不论中国历代实际的家庭形态是大是小，至少大家庭制度是中国人的理想，为儒家所赞许，也是历代政府所提倡奖励的。这种代表大家庭精神的谦和有礼

，克己忍让及讲求长幼有序等的规矩礼节，早已深植人心，即或生长在小家庭中，不需要那么复杂繁琐的礼节，也不会否定这套礼节的价值。何况，中国人安土重迁，看重家庭的力量，中国社会往往是一个宗族聚居于同一村里，即或是每家都维持小家庭的形态，其父系亲属也常是住在同一地区，且彼此往来密切，有关亲属间进退应对的规矩，在这样的宗族中，还是很需要的。

父子关系与伦序

此处所谓父子，只是个泛称，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包括翁姑与儿媳的关系；此外，大凡长一辈与幼一辈的关系，如伯叔和侄儿之间，阿姨、舅舅和外甥之间等，也都包含在内，有时还由父推至祖、由子推至孙。

子女对父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孝”，这是因为父母对儿女有生养之恩，儿女对父母有孺幕之情。儒家讲究“亲亲而仁民”，故对至亲的父母要竭力尽孝，《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夫孝，始于事亲。”

《礼记》“曲礼”：“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这是说子女对父母，要冬日温之御其寒，夏日清之致其凉；晚间要替父母安置床铺，早晨则要向父母请安问好。另外，在《礼记》“内则”中，对事父母之礼讲得尤为详细。其大意为：凡子事父母，妇事舅姑，鸡初鸣即起，漱洗完毕，穿戴整齐，到父母舅姑之住处，下气怡声，问父母穿得冷暖，有无疾痛不适，并为之舒解。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三餐要请问父母舅姑想吃什么，然后去准备、奉上，待父母舅姑尝过之后，子妇方得各退就食。在父母舅姑之所，要恭敬应对，进退周旋慎齐，且不敢随意喷嚏、咳嗽、欠伸、跛倚、睇视、唾啖。同时，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由以上叙述可知子女对父母应侍奉得极其周到，且对父母的态度要极其恭谨。虽然以上所言是出自《礼记》，且有人认为其仅为儒家的理想，但儒家经典对后世影响颇大，事实上，也真有人是如此实行的。如宋代张存“家居矜壮，子孙非正衣冠不见。”（《宋史》卷三二○“张存传”）又如三国时司马防，其“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再如唐河东节度使柳公绰，每平且诸子皆束带晨省于中门之北，至归寝时，诸子复昏定中门之北，凡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变易。以上诸例，都十分符合《礼记》所载的事项。可见我国古代的父子关系较为严肃。

此外，《礼记》“曲礼”和司马光的《涑水家仪》中都说：“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其意类似当今的“出门必敬告父母，回家必

面见父母。”为什么要有“出告反面”之礼？根据司马光的解说是：“为人亲者无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门倚闾之望；为人子者无一念而忘其亲，故有出告反面之礼。”因为为人之子的，常常惦念着父母，而且惟恐父母悬念，所以出必告，反必面。这样说来，事亲之礼的产生，应是源于子女对父母诚挚的情感。

子女对父母除了情感外，更重要的是尊敬。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母是高出子女一等的，子女绝不可逾越父母。《涑水家仪》中即谓“凡事不敢自拟于其父”；《礼记》“曲礼”也说：“父子不同席”，郑玄注：“异尊卑也”，这意思是说父子不并排坐，这种父子尊卑相异、不处一席的想法，在国家社会都受到承认。如《吴录》中载：“景皇时纪亮为尚书令，其子纪骘为中书，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坐。”隋时杨玄感与其父杨素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其后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谢曰：‘不意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公廷获展私敬’”（《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

至于父母方面，按理讲，是应对子女慈爱，且应以身作则的。如《颜氏家训》谓：“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想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又刘宋颜延之的《庭诰》云：“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念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但因中国是一个父权社会，父亲有绝对的权威，因此一般多只要求儿女要“孝”，很少要求父母应有相对的“慈”。如林逋《省心录》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须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后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后恭。”又如前人在《魏孝文论》一文中云：“母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尽子道，母生之身而母杀之死者，且不敢怨，孝子之于亲，纵受其虐，不敢疾怨。”这是因强烈的父尊子卑观念而造成。因此纵然父母有不是之处，子女也须顺从，最多是和颜悦色的相劝，《论语》“里仁”就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而不能稍减其孝敬之心。宋《袁氏世范》对父子关系也有所说明：“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论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显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颜几谏，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为父兄者又当自省。”有句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正反映了这种父尊子卑的观念。

接着要特别谈一下母亲的地位与母子间的关系。通常以父母连称，其实母亲的形象与地位，与父亲略有不同。就中国礼法上来讲，“家无二尊”，因此父亲至上，

母亲则略逊一等。由我国的丧服制中，可看出亲属间亲疏远近的关系；父与母的不同，在丧服制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礼仪》“丧服”中，子为父固定服斩衰三年，但子为母守丧须视父的情况而定：父卒，为母服齐衰三年；父在，仅为母服齐衰杖期。由此可见父与母地位的不同，而母处于较疏一层的关系上。后来在唐代和明清，对母亲的丧服才有所改变。不过，就母子关系而言，通常较父子关系亲密，这可能因自小母亲照顾子女的时间较多，另一方面传统家庭，父母的形象常是“严父慈母”，故母亲较易亲近。于是在情感的倾向上，母子关系常较亲密，超过父子关系。由此也可看出，在礼法和情感两方面，常会有不一致处。

在中国的旧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也扩及与父母同辈的伯、叔、姑、舅、姨等人身上。因“伯叔，父所同出；母舅，母所同出”，故亦尊崇敬礼之。唐代姚栖云“方三岁，其母再嫁，栖云养于伯母。既长，事伯母如其母。”（《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小学外篇》载：“及（柳）公绰卒，（子）仲郢一遵其法，事（叔）公权如事公绰。非甚病，见公权未尝不束带。为京兆尹监铁使，出遇公权于通衢，必下马，端笏立，候公权过乃上马。公权莫归，必束带迎候于马首，公权屡以为言，仲郢终不以达官有小改。”可见事伯、叔或伯母、叔母之礼，是可比拟于事父、母的。

舅甥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虽然在丧服制中，为舅舅所服的丧不算很重，这是因为我国是父系社会，而舅舅是母方的亲属；但在民间的习俗中，舅舅的地位是很高的，甚或超过伯伯、叔叔等父方亲属。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初民时代母系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风俗，另一方面可能因子女与母亲较亲近，故对母亲的兄弟也产生较密切的情感，同时舅舅又是母亲合法保护人的递补者，因此有着较特殊的地位。

至于祖孙之间的关系，是较为有趣的。祖父母在家中的地位相当崇高，因祖父母为较父母更高一辈的直系血亲，且常为一家家长，故加倍受到儿孙之敬爱与侍奉。杨懋春在描写山东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