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文摘要：自屈原起，开始出现了有人以全力来写诗，以一生的思想感情来丰富诗，并且通过诗表现了自己整个的人格，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工。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屈骚精神中民族精神与一统意识的融合，那是楚民族精神气质与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而这合力所产生的支点则是屈原时对南北文化的创作性吸收。这种精神和情感随着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以及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衍生为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抽象而稳定的情感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今社会都影响深远。

论文关键词：屈原；诗人；南北文化融合；天人关系；‚我‛和中国

引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创作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他用全部的心力去融入的诗篇浸透了他的忧愁、他的情感、他的才思、他的志向和期待以及那‚虽九死其犹不悔‛的坚持。那是在悠悠岁月里对时间、对楚国，更是对自己的一份执着与承诺，是不成则以死志之的决心。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信念永恒追求如同赤子般的人，这样一份饱经忧患而凝结出的伟大的民族情感与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与影响呢？在我们思考个人命运的同时，对我们思考‚我‛和中国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与悠悠岁月之间的关系呢？在本篇论文中，将细致分析屈原精神的生成、表现以及对时代的影响。

一、屈骚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

（一）楚地文化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模式或者文化模式的本质是文化的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1）。她所说的文化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指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而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理解。是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制约还是主动的采取对付环境的措施，这就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主体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文化的灵魂与特质。

在对楚文化形成的影响下，应考虑的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巫祭文化。楚族源于中原，其统治思想与治民思想方式里还深深受周朝统治的影响。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上，也有过对鬼神的狂热崇拜，

而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开始理性的人类历史发展探讨。而楚族早期离开黄河流域，向南发展，因此，在文化特征上还保有较为原始本真的追求和体现。而崇巫好鬼的风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也是当地土著民族的普遍风气。因此，此时的楚民族文化特征上的非理性是十分明显的，并且，因此而形成的楚文化具有较强的个性，具有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二）楚民族精神气质

楚民族初受周王室封赏而至‚蛮服之地‛，但楚族依然被看作是‚蛮荆戎狄之人‛、‚非我族类‛（2）而加以防范排斥且当时楚人地位十分卑微。但楚民族自始至终把自己看作是具有渊远的民族之源、对周王朝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功劳的一个民族。而屈原《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3）就可以看出。而后，随着楚族的渐强与周室的渐弱，使楚民族中个性化的反叛性显现出来。

周夷王时王室大乱，楚熊渠立子为王，明确地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4）来表示与周王室的对抗，突出地表现了楚民族的民族自我独立意识。楚民族的民族精神气质不仅反映在民族主体意识上，还反映在其‚敬天保民‛、‚昭德‛的社会政治理性精神上。而这种民族精神到楚武王时，更加明显。楚人认为自己完全有实力，参与诸侯之政，而请王尊号，但一直未得到允许。

楚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5）之后，历代沿而称王，这是楚民族走向独立的初步标志。因而，楚民族理性与个性兼容的精神铸就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6）的民族情，也深深影响着屈骚精神中的民族情结和自傲、自信不屈的傲然品行。

（三）屈骚精神背后的士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礼崩乐坏‛以及私学的出现，在社会各阶层中逐步产生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阶层——‚士‛阶层。其中的士人大都出身卑微，如自称‚贱人‛的墨子，‚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7）的孔子以及‚穷巷掘门卷枢之士‛的苏秦等。这些‚无恒产而有恒心‛（8）的士人，因困顿贫窘而自立自强，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而中原文化中‚士‛阶层那种自强图志、尚志重道的精神对屈子精神人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虽然屈子身为楚国贵族，但依然对内修美，对外持德为忠节而宁死不屈。这就是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9）的士之精神。而屈子在对死亡的选择上，正是深受儒家士之道德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10）。于是乎屈子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11）屈子的这种精神追求是符合当时‚士‛的普遍要求，开启了士阶层所要走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道路，成为封建时代中一般进步的方向和力量。

（四）南北文化及诸子思想的影响

屈子思想和精神的形成，是以南北文化的交融为大背景而产生的，同时，又深受先秦诸子的进步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

王国维在《屈子文化之精神》上评道：‚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12）因此，屈子之精神实是在

南方个性张扬，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融合北方诸子的理性精神和自我实践精神而形成发展的。

这首先表现在屈原的政治理性精神和实践理性精神的结合上，即以儒为本，以法为用。如屈原民族精神中一统的理想政治思想及在追求‚美政‛过程中所向往的理想政治主义，都足以体现儒墨一统意识的影响。而王逸对屈子精神的爱国主义情节的肯定；朱熹对屈子精神中社会价值的肯定都足以体现在后世以儒为本的社会里对屈原精神的认同。其次表现在屈子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与改革精神上。梁启超先生认为‚在屈原脑中，有两种矛盾因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13）因此，当二者的矛盾拉大时，屈子唯能做的就是批判，改革以希望现实的好转。如鲁迅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4），可又实在是爱之深切，看不开，舍不得，只能让自己清醒的痛苦着。最后则表现在其‚美政‛思想与自我实践精神上。古来，诸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大多如此：孟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5），墨子‚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16），《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17）荀子‚以礼事君，忠顺而不懈‛（18），韩非子‚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19）。强调的是君主臣辅，而屈原的‚忠臣‛、‚美政‛追求一方面在理想的期待中，一方面在现实的批判中，矛盾交织。但屈原对中原诸子思想有所超越的是不同的‚君子‛人格。不同于儒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