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思·展望

回顾·反思·展望作者：朱斌张天佑来源：《西部学刊》2014年第01期摘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是他者化与一体化交融的建构，主要经历了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

萌发阶段，他者力量在“自我”民族群体中处于边缘性文化身份状态；壮大阶段，则发展到上升性文化身份状态；至于确立阶段，则居于主导性文化身份状态。

这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巨大变革，却消解了其民族传统根基。

理想的文化身份建构应该促成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有机交融。

关键词：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回顾与反思中图分类号：I207.42从动态建构角度看，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不断的互动关系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身份与认同的设计、调整与改动过程”[1]58。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的少数民族小说，其一致认同的，是作为“他者”的时代主流文化，主要是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政治文化。

从身份的动态建构角度看，其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主要是一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过程：侧重于促使“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向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转换，从而促使“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变革与发展，让其建构出一系列符合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化身份特征。

而且，这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建构过程，本身没有多样的选择，只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过程。

所以，当时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是他者化建构与一体化建构的统一。

问题是：这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和一体化建构，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动态生成过程？换言之，这种他者化和一体化的“自我”文化身份，究竟是怎样建立、构造而成的？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回顾通常，无论个体的文化身份，还是群体——诸如家族、民族、国族等——的文化身份，其建构都要经历一个动态发展的历时演进过程。

这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从特定文化身份因素的悄然萌发，到特定文化身份力量的逐渐壮大，再发展到该文化身份的最终确立。

在身份建构的萌发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尚处于边缘状态，因而属于“边缘性文化身份”；而在身份建构的壮大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则在与其他身份力量的碰撞中，处于逐步强大的上升状态，因而属于“上升性文化身份”；至于身份建构的确立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则处于明显的主导状态，因而属于“主导性文化身份”。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民族小说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也历经了这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这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充分体现。

1.身份建构的萌发阶段。

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悄然进入，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边缘性文化身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政治文化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生根、开花、结果，最终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

因此，各少数民族往往都保留了对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逐步介入“自我”民族的群体记忆：代表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他者进入自我民族群体，并发展成为具有明显边缘性文化身份的边缘者。

这些边缘者往往体现了鲜明的主流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因而常常成为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代表。

这种深刻的民族记忆，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源泉。

因此，当时的民族小说塑造了许多进入少数民族群体的边缘者形象，他们往往以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言传身教，传播着当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因而促成了他者文化身份在自我民族群体中的悄然萌发。

在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1958）中，进入蒙古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是李大年。

其边缘者身份表现为：在蒙古人聚居的科尔沁草原，他具有特殊的族裔身份，是汉人；在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下的科尔沁草原，他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身份，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被党组织派到科尔沁草原进行地下工作。

因此，对蒙古族群体而言，他是一位典型的他者。

正是这位他者，以其边缘文化身份，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动蒙古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因而促成了蒙古族群体文化身份的悄然变化：在其影响下，蒙古奴隶巴吐吉拉嘎热等逐步觉醒，认识到了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本质。

因而，他们的内在意识和外在行为都悄然他者化了：成为具有主流文化意识和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蒙古人。

在蒙古族自我群体中，他们只是极少数，所以，其他者化的文化身份尚属于一种边缘性文化身份。

这样，自我民族群体就进入了其文化身份他者化建构的萌发阶段。

相似的作品极多，仅以几部长篇小说为例：在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1956）中，进入彝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是深入凉山金沙江畔的人民政府分工委成员，他们以丁政委为代表，促使了彝族奴隶挖七等的悄然他者化；而在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1960）中，进入壮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则是深入广西壮乡的土改工作团成员，他们以傅全昭、冯伯辛等为代表，促成了韦延忠等壮族农民的悄然他者化；而在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老虎崖》（1962）中，进入朝鲜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则是深入东北西崴子的八路军武工队成员，他们以指导员王为民等为代表，促成了金致伯等朝鲜族农民的悄然他者化。

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各少数民族在进入自我群体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文化身份他者化的悄然变化，因而形象地展现了各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萌发过程。

2.身份建构的壮大阶段。

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不断上升，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上升性文化身份。

进入少数民族自我群体，并在其中悄然萌发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特征，往往在与各种文化力量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体现出如火如荼的上升势头，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成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

这也成为各少数民族难以忘怀的一种群体记忆。

因此，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也保留了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在自我民族群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记忆。

这是对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的记忆，它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资源。

因此，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小说，也形象地呈现了自我民族群体其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在其壮大阶段的具体情况：不但反映了他者化与一体化力量在少数民族自我内在意识的壮大过程，而且反映了他者化与一体化力量在少数民族自我实践行为中的强化过程。

所以，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我们看到：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的自我群体中，李大年代表的那种主流政治文化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因此，巴吐吉拉嘎热和巴特尔等蒙古人身上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日益突出，其主流政治文化意识也日益强化，而且，具有这种他者性的文化身份特征和政治文化意识的蒙古族群众日益增多。

这样，在蒙古族自我群体中，他者化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便超越了原初的边缘状态，从而演化成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日益茁壮发展。

因此，蒙古族群众在李大年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斗争。

譬如堵黑龙坝决口、水淹日军火药库、火烧王爷府和越狱等。

而且，这种革命斗争的力量与声势日益浩大，因而艺术地反映了蒙古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情况。

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对这种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也都有着形象而典型的艺术反映。

因此，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也都能看到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各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从原初的边缘性文化身份状态发展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

3.身份建构的确立阶段。

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得到稳固，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身份。

不断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特征，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文化力量，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牢牢地扎下根，有效地巩固下来，以至于确立为少数民族自我群体的新的主导性文化身份。

这不但是各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的一种集体记忆，而且也是当时各少数民族正在经历的一种社会现实，因而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资源。

所以，当时许多民族小说也艺术地反映了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从上升状态转化为主导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换言之，反映了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的最终确立与稳固。

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进入科尔沁草原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最终燃起了一场燎原大火，在蒙古族自我的草原大地上扎下根来。

于是，巴吐吉拉嘎热等蒙古人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也随之稳固下来，他们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解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绞索，参加了抗日队伍，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2]280。

在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中，进入凉山金沙江畔彝族山区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最终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在彝族群体中稳固下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身份力量。

因此，彝族奴隶挖七等拥有了稳定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也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带领群众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在陆地《美丽的南方》中，进入广西壮乡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也如此，最终在壮族群体中扎下根来，成为主导性文化身份力量。

这种对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确立阶段的描述，我们在当时其他革命题材的民族小说中，比如在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和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中，也能见到。

至于那些以生产斗争为题材的少数民族小说，譬如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的《锻炼》（1954）、安柯钦夫（蒙古族）《新生活的光辉》（1955）、郝斯力汗（哈萨克族）的《起点》（1957）、普飞（彝族）的《门板》（1958）和袁仁琮（侗族）的《打姑爷》（1962）等，由于它们主要反映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与新面貌，因而其故事背景常常都属于各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稳固阶段。

所以，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的稳固与确立过程，在这类民族小说中往往得到了更加普遍而典型的反映。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反思综上可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我国少数民族小说，以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的动态建构过程，而且清晰地呈现了这动态过程的三个不同演进阶段的具体情况：萌发阶段，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悄然萌发；壮大阶段，它发展壮大，成为上升性文化身份状态；而到了确立阶段，它最终稳固下来，成为少数民族自我群体的主导性文化身份。

所以，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少数民族自我的文化身份特征最终往往变得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身份毫无区别，因而形成了与他者完全一致的诸多一体化的文化身份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