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与汉语现代性问题(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与汉语现代性问题(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格局中，中国作家通过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重新思考产生了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觉；第二，在语言资源的问题上，对于民间语言的充分吸纳和对西方语言的互文，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与诗人的两种相当突出的语言实践；第三，个体语言策略的采用导致了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化。

这些变革，对于20世纪以来汉语现代性的又一次重建，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启示。

一全球化时代的汉语自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加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还体现在与我们的精神/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语言层面。

全球政治，不仅发生于民族国家之间，还发生于不同的经济集团、文化类型和语种之间。

所以说，全球政治，还是一种文化的政治、语言的政治。

但是，在全球性的语言政治图景中，拥有着全世界最多使用者的汉语，却处于相当明显的弱势地位。

面对这样的弱势处境，作为汉语最为重要的实践者，中国作家产生了相当突出的语言焦虑。

不过，完全不同于20世纪之初的中国作家面对世界所产生的语言自卑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焦虑，却是对母语的敬惜与卫护，是一种在全球性的语言政治格局之中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信以及与此相应的丰富思考和历史承担。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觉，在李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曾明确指出：“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这些后来者，要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建立起现代汉语的主体性，要用自己充满独创性的创作建立起现代汉语的自信心。

这是每个汉语写作者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

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之中，汉语文学应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

在贾平凹那里，“汉语主体性”的诉求则以其所欲建立的“新汉语文学”作为表征。

他认为：“二十世纪末，或许二十一世纪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这种探索应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汉语文学应有其“独特于西方的思维”。

的“民族性”。

在语言/民族的意义上来思考“新汉语文学”或“汉语主体性”，在韩少功那里亦有体现，只是他更加强调世界背景中汉语作为母语、作为我们的先民所留给我们的语言遗产对于形成我们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晚生代作家”邱华栋也认为，现代世界的文学发展自拉伯雷以来在先后经历了文学的“欧洲方式”和“美洲方式”之后，即将到来的，必然是文学的“亚洲方式”，因此，“作为（东亚）这块大陆上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他不仅“感到了骄傲”，更是深感自己的“任重道远”。

而诗人于坚对于其所认为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这一主张的贬斥，以及对“在诗歌中，中国人、印地安人、老挝人、澳洲土著与英语世界的智慧并没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发达或不发达的高下之分，不存在所谓‘接轨’的问题”的强调，则正是“汉语主体性”的突出体现。

如果说，在全球性的语言政治格局中，“汉语主体性”的提出是对其弱势处境的自觉超越的话，那么，在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下中国的汉语现实这两个维度上，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自觉，显然又包含着对于汉语自身问题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所隐含着的“历史问题”的超越。

对于白话文运动以来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90年代以来的很多作家与诗人均都做过不同的反思。

这些反思所清理出来的“问题”虽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在各自所清理出来的“问题”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主张，这些主张，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于他们具体的语言实践。

李锐认为，“自白话文运动以来到现在，汉语一直极度缺乏主体性”，因此，明确提出“汉语主体性”问题，无疑也出于他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认知。

而韩少功却认为，白话文运动作为一种语言革命在完成其最初的反专制任务而在后来“广为普及一统天下的时候”，反而“在胜利中自我消解”，形成了新的语言专制。

而他的《马桥辞典》正是以方言反抗普通话的具体实践。

诗人于坚在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区分为“普通话写作”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两大向度之后，在对前者予以贬斥的基础上，明确主张以后者来“重建汉语自从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那种光荣”。

而诗人陈东东对于现代汉语的历史“回顾”在切实清理现代以来汉语内部的语言政治——即现代汉语的发生对于古代汉语的断裂以及现代汉语内部的口语、方言、翻译语体间的复杂关系——之后，对于现代汉语的未来表示了充分的自信，认为“这种语言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并且被赋予了在朝着未来的进程中言说中国的现代化、创建中国的现代性传统的使命和责任”。

这种在历史重省的基础上对于现代汉语“朝着未来”的确认显然又与诗人桑克的观点取得了一致。

后者认为：“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使古典汉语时代终结，开辟了现代汉语时代”，“不到百年的现代汉语发展中预示了现代汉语发展的巨大潜力”，现代汉语是一种“未完成”的语言。

这些作家与诗人在“回顾现代汉语”的时候所曾揭示的汉语“历史问题”，无论是李锐所指出的“汉语主体性”的“极度缺乏”，还是韩少功指出的普通话专制；无论是于坚指出的普通话所造成的“汉语自从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还是陈东东和桑克所认为的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无疑都是他们极为重要的语言焦虑，从而也构成了他们所要超越的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汉语“现实问题”的认识与超越。

对于当下中国的语言现实，李锐有着这样的看法：“所谓的国语，所谓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书面语，它已经成为一种等级化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最高等的语言，而我们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且在书面语里头欧化的翻译腔的语言被认为是新的，最新潮的、最先锋的”，而且，由于现代汉语中有着“无处不在的语言蒙蔽”和语言“垃圾”，在“语言也被市场一体化的今天，现代汉语的粗鄙化已经到处泛滥成灾”，所以，他才以《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口语倾诉”来反抗既存的语言等级，并且“冲破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的语言蒙蔽”，以“清除现代汉语当中的垃圾”。

这种对现代汉语充满“垃圾”的指认与清理，在“晚生代”作家李洱和“女性主义”作家林白那里也有相当突出的体现。

李洱认为：“现代汉语受过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各种经验使得词语蒙上了许多污垢，这使得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非真实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表达的各种经验中，有许多虚假的经验”，所以，他要通过自己的语言实践完成“对一个词，一个基本的词象的清理”，并以“拯救每一个词”作为自己的语言责任。

而在林白那里，她所面对的语言现实却是“一大片陈旧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摧肝折胆，碰到的并不是我们的肝胆，连皮肤都碰不到，它被许多漠然的嘴说出，早已严重磨损”，所以，她才力图“通过感官发现语词”，以其女性主义的语言实践超越既有的语言现实。

实际上，林白认为汉语现实的“陈旧”一方面类似于李锐等人所说的“语言垃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汉语现实存在着亟待打破的“陈规”，这一认识，在韩少功、张炜和余华那里表现得相当明确。

韩少功认为：“语言大体上依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现实的陈规”，在具体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现象面前，“固守某种语言定法”，无疑是对人们“生活智慧”的一种“漠视”，所以，为了有益于“语言的生命”，作家的语言实践便是要打破语言陈规以“释放语言的文化潜能”。

余华也认为：“为了表达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

很显然，汉语现实中的等级制度、“粗鄙化”的“语言垃圾”以及僵死“陈旧”的语言陈规，均都构成了中国作家亟待超越的“现实问题”。

正是在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深入反省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才以相当充分的语言自觉展开了自己的语言实践，从而也促使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

二语言资源问题（1）：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语言资源问题一直是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必然会对此有所涉及。

从语言资源的角度来看，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探求出现了新的变化，恰好构成两极的民间语言资源和西方语言资源得到了不同作家与诗人的高度重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文体面貌。

“民间写作”，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潮流。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于“民间写作”的研究所关注的，大多都是民间生活世界、民间文化精神与民间文化立场问题，而对与此密切相关并且相当重要的民间语言问题往往缺乏集中与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在无限广阔的民间世界里学习语言”，并对民间语言进行自觉广泛的吸纳与创造性运用，正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现象，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莫言曾经说过：“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

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

鉴于思维和语言的同一性关系，莫言强调“老百姓的思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民间语言呈现出真正的民间，那些以“知识分子立场”和“非民间的语言”（即“非老百姓的思维”）所“粉刷”过的民间，并不是真正的民间。

相应于其理论主张，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语言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具体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首先表现在对民间语言中积淀着的传统语言形态即“文言”与“旧白话”的吸纳，这以贾平凹的语言实践表现得最为突出。

贾平凹的大量作品经常运用文言文的基本词句和旧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

如《高老庄》中“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黑暗里并不看清西夏，却在说”、“喜得众婆娘说”、“众人嘻嘻哈哈扶着去”和“子路听了，没有言传”这样的句子，以及“就．．．．．．了”、“事毕，．．．．．．”、“众人听了，．．．．．．”、“那女子并不．．．．．．”和“一时无语”等文言文和旧白话小说的叙事套语。

但是，贾平凹对文言文和旧白话小说语言的吸纳，最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传统文学的直接影响，他在谈及此点时，更加强调民间语言的重要作用。

他曾说：“有人说我的语言是古汉语，不是那么回事。

我对陕西的民间语言有意识地挖掘研究过”，“在陕西，民间土语是相当多的，语言是上古语言遗落下来的，十分传神，笔录下来，又充满古雅之气。

我在《高老庄》里专门写到了这些。

外界评价我的语言有古意，其实我是善于在民间寻那些有古意的土话罢了”。

在回答其语言实践与《三言》、《二拍》等旧白话小说语言的关系问题时，也曾明确指出：“我的语言多来自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