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犯罪率分析

从城市文化看犯罪摘要：都市化的发展伴随着犯罪率的变化，而城市文化作为都市化的一部分也呈现新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并对犯罪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其与犯罪的关系和影响，从城市文化的歧视性、功利性、竞争性等方面说明它对犯罪行为的潜在引导，并以广州和金华为例，阐述城市文化对犯罪的双重影响。

最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利用城市文化降低犯罪率，从而丰富城市文化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都市化城市文化犯罪歧视性双重影响一．城市歧视性文化——犯罪的重要导火索1.地域歧视——导致流动人口的犯罪都市化进程加速的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向“城乡一体化”有明显的迈进。

都市化带来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城市文化中对于农村的歧视性特征也日益突出。

都市经济的繁盛必然形成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推拉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

农村人口既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也是流动人口犯罪中的主体，北京市丰台区的统计(1993年)流动人口犯罪中农民占92.9%。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2002年五个年度外来犯罪者的职业结构调查表明，农业户口占很大比例，均占到了84%左右。

流动人口为什么最终会成为城市犯罪的主体，我想从城市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①城乡文化冲突引发心理危机随着农民工进城，相对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与建立在高度物质、技术、现代化基础上的都市文化相互排斥，并在无形中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壁垒，而在短期内农民不可能摆脱传统乡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文化环境，参与激烈的竞争对他们来说更是以卵击石。

这潜移默化地加剧了他们内心的陌生感、紧张感、焦虑感。

而在他们心理建设尚未完善，文化冲突尚未调和的同时，城市文化中的歧视性特征却日益猖獗。

流动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找工作难，工资时常被拖欠、子女无法入学、居住环境差、无法享受城里人的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大大加深了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感，从生理、心理上造成了农民自卑感的日积月累，最后，当社会不公平的文化特性演变为农民内心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很有可能由量变到质变，刺激其产生行为冲突。

正如刘士林所说，“尽管城市仍在高速发展和扩张中······繁华表象的背后，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也与日俱增”。

①②城市文化的匿名性刺激报复行为城市文化的匿名性一方面造成进城农民个体的无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减轻他们对越轨行为的负罪感，增加越轨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他们眼中的“城里人”已经成为自己的对立面——一个陌生群体的代名词，文化的激烈碰撞表现在行动上即成为“报复城市”的犯罪行为。

①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广西城镇建设》，2012年01期2．地域歧视——导致青少年的犯罪①留守儿童犯罪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也呈现“连带”特点，不仅歧视农民，也歧视农民子女。

农民大量进城的同时伴随着农村留守儿童的与日俱增。

一方面，留守儿童自小缺少父母关爱和管教，心理不成熟，容易厌学弃学，离家寻找父母，流浪街头，对犯罪也缺乏认识。

另一方面，儿童进城打工，城市对其生理和身份存在歧视，这种歧视有时也表现为“无视”。

留守儿童法制教育机会的缺失自然无容置疑，其生存的无保障又促使其参与同龄团伙、接触网络暴力，而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导致其易受他人利用等，从而引发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

②大学生犯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进入到城市里的大学，在生活条件、眼界视野、家庭背景等方面无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

而大学生所处年龄又决定了其具有冲动、情绪化的性格特点。

大学校园里复杂的人际交往、开放自由的环境，又催生了多种多样的犯罪动机。

比如2004年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杀人事件，就源于同学的讥讽和歧视，最终使其潜伏已久的自卑感爆发为残暴的犯罪。

二．都市文化中的功利性与竞争性——间接引发犯罪都市经济加速、城市社会转型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源的争夺、名利的追逐，趋利主义逐渐成为一个行业，甚至个人生存发展的潜规则。

这种功利性与竞争性间接带来的后果不容小觑。

以企业无序竞争为例，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使我国经济领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股市震荡、楼市波动、一些中小企业关闭破产，特别是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小型装饰企业的生存余地愈加狭小，个别企业为了生存，不惜采取低于成本价、设置合同陷阱来套取业主资金，从而造成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上升，并不同程度地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再如复旦大学室友投毒事件，也和竞争、功利脱不了干系。

诚然，城市文化中“重功利轻人格”的特点日益突出，但若不正面矫正引导，由此引发的犯罪只怕还会造成源源不断的悲剧。

三．城市文化对犯罪的双重影响——以广州和金华为例1.城市文化与广州的高犯罪率美国《时代周刊》有这样的报道：“广州（广东省）：号称犯罪者的天堂，早已名声在外了，什么背包党，什么砍手党等等也算是广州的特色了......－－危险指数：9.53”。

而在某次中国城市评比中，广州虽是经济繁荣的大都市，却在十大社会治安、秩序最恶劣城市，十大社会假冒证件、伪劣商品最泛滥的城市，十大社会贫富最二极化的城市之列。

那么为什么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犯罪率却这么高呢？从历史来看广州市文化，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人们更多的是注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使广州人的价值观存在投机性、市侩性的特点。

此外，广州人还有深厚的宿命观，迷信，敬神奉鬼的风气。

而在现代，“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流动人口的构成也从省内为主转化为省外流入为主,近年来在广州的外国人也呈大幅增长的态势。

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广州刑事犯罪的主体,侵财性犯罪和外国人毒品犯罪都比较突出。

”①可见广州城市文化是流动人口农村文化、外来文化、本地迷信文化、冒险投机市侩传统的集合，这其中的冲突与融合都有引发高犯罪率之嫌。

另外，广州的治安文化稀缺，治安队伍素质低下，治安管理体制落后。

下面是一份对广州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调查报告：由此可知，广州市民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破坏文明和谐还是存有宽容放纵的态度，虽不能以此断定其与犯罪的必然联系，但其中对违法犯罪问题的心态，还是可见一斑。

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态度，而态度关联行为。

以广州市为例，可见城市文化与其高犯罪率的密切联系。

2.金华文化建设与其低犯罪率在“2005—2012年中国十佳和谐发展城市排行榜”中，金华市在2009-2012年连续四年位居榜首，而在“2005至2012年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中，金华于2011和2012年也在十佳之列，而自2009以后，金华连续第三年入围“中国30个最安全城市”。

这不禁让人好奇金华市的和谐和低犯罪率来源于哪。

金华市有着良好的治安文化和治安成就，在治安方面，为了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切实提高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金华市公安局从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做起，全力整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不断将社会治安整治行动推向新的高潮。

深化举措强整治、集中整治抓热点、多策并举促成效。

同时金华市政府用文化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坚持以文化建设为引领，理念创新为先导，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以改善民生为核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治安管理的创新，金华市城乡矛盾缓和，贫富差距缩小，违法犯罪现象也逐年减少。

以金华市为例，可见和谐的城市文化对低犯罪率有推动作用。

综上，不同的城市文化对其犯罪有不同的影响，城市文化并不必然决定犯罪率，但对人民对于法治、犯罪的态度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所以城市积极健康的文化建设与建设一个安全和谐的城市相辅相成。

①潘向泷秦总根《走向有序:广州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03期四．如何利用城市文化降低违法犯罪行为针对如何应对与日俱增的犯罪现象，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的文化建设。

“一些城市已开始出现新的文化觉悟······2007年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上海······这对于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家园，无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觉醒。

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城市文化功能严重萎缩的当下，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为中国都市化进程的‘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①这让我们陷入了如何利用城市文化降低犯罪率的思考。

“在贫富分化的问题上，应重视在市民心目中强化社会公正的基本信念。

在流动人口问题上，应积极引导人口的理性流动，并充分保障流动人口的各项基本权益。

注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面向全社会的保障、支持系统。

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城市文明之风，努力促进城乡文化融合”②所以我想，针对城市文化，应在文化建设中注意添加公平公正因素，反对歧视性文化，减少城市文化的趋利本性，增加城市文化中的理性之光和以人为本的思路，才能有效降低犯罪率。

结语通过以上对于城市文化与犯罪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可见随着都市化的加速和社会的转型，犯罪现状也日益严峻。

同时，伴随着都市化，城市文化也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城市文化与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利用城市文化降低犯罪率，是和都市和谐化发展的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创新。

①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广西城镇建设》，2012年01期②夏丽丽《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社会问题探析》，《城市问题》，200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