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许衡的哲学思想

元代许衡的哲学思想段文明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河南沁阳人。

生于1209年，卒于1281年。

其著述有《许文正公遗书》、《许鲁斋集》。

34岁时,许衡从姚枢那里得到《伊川易传》、《四书集注》、《小学》、《或问》、《大学章句》，此后终生致力于研习程朱理学。

在元代的理学家当中，许衡、刘因、吴澄占有重要地位，三个之中，就对社会、对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的影响来说，又以许衡为最。

许衡为理学在北方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元代蒙汉思想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进而促进了蒙古封建化的进程。

延佑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与他在北方传播朱子学有很大关系，史称许衡是“元之所以籍以立国者也”⒈。

他不仅是有影响的理学家、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博学多才，“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已任”⒉。

许衡不遗余力地潜思冥索程朱理学，为的是使由尧舜至孔孟，孔孟至二程的道统不被中断，并以此来影响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

他积极用世、热心事功，以程朱理学教化各族子弟，他的许多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⒊。

中统元年，他被忽必烈召至京师，中统二年，拜太子太保，力辞不任，改任国子祭酒，编《历代帝王嘉言善政录》。

后受命议事中书省。

至元6年，与刘秉忠等议定朝廷官制、朝仪。

翌年，被拜为中书左丞。

至元8年，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执掌全国教育事宜，并亲自任教。

许衡仕元为官，受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与讥讽，“公一聘即起，无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则道不行……不如此，则道不尊”⒋。

从许衡一生的政治活动来看，他积极用世的确并非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践履”于时，以儒术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

从政是为了保存、发展中原的封建文化。

在他受命议事中书省时，上疏《时务五事》，对忽必烈提出了“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⒌。

并对忽必烈详细进讲了朱熹的为君之道的思想，正因为许衡采用了“践履”于时的传道途径，所以其哲学思想在元初对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导致了他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

下面试就其哲学思想分析如下：一、心性思想尊崇朱子学的许衡，为了使理学得到更广泛的普及，虽然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但采用了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

他和会了朱熹的“穷理以明心”与陆象山的“明心以穷理”。

许衡同意朱熹格物致知的见解，他在《大学直解》中说，“致知格物，格字解做至字，物是事物。

若要推及本心的知识，又在穷究天下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极处，不可有一些不到，所以说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人于天下之理。

既能穷究到至极处，然后本心的知识，无一些不致于天下之物”方面，他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在大学尽矣”。

但在如何“穷理所谓格物致知也，是知到十分善处也。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学所谓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处也”⒍。

为了正心诚意，须“尽心知性”，从自己身上去体察，去求人之良知善端，达到知自性。

为求万物之理，首先应当明白“心是人之神明，人之一心虽不过方寸，然其本体至虚至灵”，因此“穷理”须反观自心以“正心”，“正心”即修身。

求之于已，便可得到“天理”。

所以说，“孔子道修身在心，能正心便能修身。

……那诚意格物致知，都从这上头做根脚来”⒎。

许衡又进一步说明，天理在心中，心即是理，人们心性的不同是“尽心”程度不同所造成的。

“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过六尸之躯，其大处同处，指心。

谓心与天地一般……天赋以德性，虚灵不昧，人皆有之。

所以物我皆得，求之即与之，所得深浅厚薄在人，而其始本同是一理也”⒏，故而“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⒐。

人们只要坚持不懈，虽是“至愚的夫妇”，其内在的“自然之良知”也能够得到发展和扩大。

许衡的“穷理”论，和会了朱陆，使元理学减少了空疏，增加了“笃实”。

其知行并论，提倡积极主动地进行心性修养，自我完善，此说成为后来王学知行合一论的先声。

许衡承袭朱熹关于人的气质的清浊美恶说，认为人“所禀之气，有清者，有浊者、有美者、有恶者，得其清者则为智，得其浊者则为愚，得其美者则为贤，得其恶者则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则大智大贤”，正因为人世间大多数人均程度不同地存在浊与愚，所以“圣人设教”以至善至美教化芸芸众生，以达到“人有义，虽处于贫贱富贵，各行乎当行之事”⒑。

这既是许衡所持的人性相同，气不相同的观点。

二、变化气质许衡潜心研习朱熹修身正心学说后，总结出一套理学修身的正心诚意之道。

他将人的心体动静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并明确说明不同阶段应该如何恪守天理，去除人欲。

心体未发临事之前，应当持敬。

此时要“身心收敛，气不粗暴”⑾，警惕非分的人欲产生不义。

“而敬身之目，其则有四：心术、威仪、衣服、饮食”⑿，与此四目有度，便能心平气和，就是达到了“圣人之心”与天地之心相似，心如明镜之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

心体将发而又未发阶段，这时的人欲处于完全萌发之际，心境要“谨慎”。

此时心与外物刚刚接触，是个非常要紧的“一念方动，非善即恶”的时刻⒀，因为一个人的善恶均是始于一念之差而造成的。

这实际上为了“存天理”而采取的防微杜渐办法，要人们将不符合封建道德的“人欲”禁绝于萌发之际。

最后是意念的心之已发阶段，此时的心动要格外“审察”。

这种“审察”不是出自某种外在因素，而是通过自省自物悟的自觉的内在主观力量来实现，即运用心体自身所具有的良知善端，通过恪物至知去认识永恒不变的天理和应当遵循的道德，穷理尽性知命知义。

命是天意，不可强求，只能顺从。

在许衡看来，“贫贱富贵死生修短祸福，禀于气，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

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尽其道而不立立乎墙之下，修身以待之。

然此亦有吉凶祸福死生修短，来当以顺受。

所谓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保乎天之所为也。

非正命者，行险徼幸，行非礼义之事，致于祸害桎梏死者，命亦随焉”⒁，因而世人当知天命不违“乐天知命”。

虽处贫贱患难不忧，要知道理在方寸之内，心是性的体现，尽性则明理，明理则知命知义。

于实际生活中在心体已发阶段就会“凡一言一动，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⒂，能达到喜怒哀乐四情之发各得其宜；临事之施“能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依”，“发而皆中节之和”⒃，即“吾心正，天地之心亦正”的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境界。

并强调指出四情之中，“唯怒为难治，又偏招患难。

须于盛怒时，坚忍不动，侯心气平时，审而应之，怒几无失”⒄。

持敬、谨慎、审察是“正心诚意”的三个不同阶段，人的气质变化若能写修炼到如此地步，则动必中节，心与天地同，与万物、与圣人同。

许衡的这一修身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朱熹学说的释解。

三、治生论许衡在政治上主张积极出世，使宋理学注入了务实的理念。

他亲身经历了战乱，饱经颠沛与贫困，仕元后虽为显儒名宦，但他认为宋理学“求隐僻之理”，脱离社会实际“徒事于言语文字之间”，于世无补。

理学之道，本质上应该是“日用常行”之则，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故此道“不远于人”。

如果道是高远难行之道，便不是道了。

他厌恶一些理学家专事言辞玄奥而于事无补，“道尧、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唉”⒅。

在许衡看来，理学之道只有贴近生活，接近实际才具有切实的意义。

他将“盐米细事”看作是道和义，在《语录》中作了这样的论述，“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义，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于是提出“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主张。

这样注重国计民生，关心“盐米细事”的治生论，无疑是对宋理学的充实，这使先前空谈心性的学风有所改观。

许衡一改宋理学将心性与事功截然分开的做法，提出在满足人欲“生理”要求即在物质生活的前提下谈伦理纲常。

朱熹认为治学之道，在于“行天道，遏人欲”，许衡则说“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

彼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

商贾虽逐末，果处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

⒆。

许衡的这一重践履力行的思想为后世进步思想家所继承。

后来的杨慎提出的“实学”论，就是对宋理学弊端的批判和改造，其“义在利中”的观点，明显有许衡治生论的痕迹。

许衡的治生论思想成为元理学区别于宋理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教育思想许衡是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仕元后，在元庭“以道事君”。

为使尧舜禹武周孔孟程朱的道统得以延续和弘扬，他竭力宣讲儒家学说以影响蒙古统治者，从而为蒙古民族接受先进的汉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育英才，而教胄子”，“数十年间，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门下矣”⒇，他以此教育各民族的国学生员，培养他们的良知善端。

他为子国祭酒期间，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史称“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符之如成人。

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驰。

课诵少睱，即习礼，或习书算。

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

负者罚读书若干遍。

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诶为生人之道”（21）。

由此可见许衡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

他重视生员的早期教育、即小学教育，教育孩子从小要懂做人的道理，知道伦理纲常，言行得体，衣食得仪。

认为早期教育应以《小学》为入门书，按朱熹《小学四卷》的立教、明伦、敬身为主，然后依次为《四书》、《五经》。

《小学》可以“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于父，臣忠于君等之类”。

15岁以上生员的学习应以《大学》为基础教材，以此教育生员正心诚意，许衡曾这样说：“孔子道修身在心，……能正心便能修身”。

他对朱注《四书》倍加推崇，说：“我平生长处，在信此数书。

”他强调大学教于是“教人自上临下之道，如敬天修德，节用爱民之类。

上知所以临下则下顺，下知所以事上则上安。

”国子学的生员多为各民族的贵族子弟，许衡教其“自上临下之道”，是为了生员今后从政为官后能以儒道理国安民。

许衡在幼年时期就认为考取功名固然需要学习，但学习并非仅为了功名。

如若不然，将学习视为进身之阶，那么，即使是获得高官厚禄，也会因心术之不正，导致“谤怒于天下”甚至“殆其生之不能保”。

许衡忌恶宋金科场遗风，注重在实践中提高。

同时，他认为学习不能似懂非懂，要真知而不是熟知，要学到“无疑看得有疑”，才算得上有了真功夫。

又说：“凡为学之道，必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

我所未能，当勉而行之。

或我所行，不合于《六经语孟中》，便需改之”（22）。

他要求生员读圣人书，行圣人道；自立自强，振作精神。

“从自己身上用力去克己复礼”，以礼为行为准则。

许衡在其著名的《时务五事》明确指出设学校的目的在于“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

”五、天道思想许衡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道”是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它衍生为“精气”，阴阳二气可以产生日月星辰、人以及有形的具体世界及其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