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环境问题的文献综述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质量问题的文献综述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开始快速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各行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扩大，经济迅猛发展，根据2011年《经济蓝皮书》，2010年前8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恢复性增长，实现进出口总值18755.8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进口885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5%;出口98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5%。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自由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环境呈现逐年恶化的趋势，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温室效应、土地与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以及大量野生生物的灭绝等问题日渐突出。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全国202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以良好和较差为主，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严重。部分城市污染仍较为严重，全国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为严重。可以从世界银行的环境数据中看到中国人均CO2排放量水平要远高于周边各国和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与其对外开放程度密不可分的。而国际贸易与FDI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两条重要途径，虽然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化最终可以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过真正做到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倒U型的“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环境质量会呈现先恶化再改善的趋势，但经过各国学者的经验检验发现，该曲线并不普遍适用。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环境改善的临界值还相差甚远，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当下的环境状况下又很难走得通。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贸易伙伴国实施环境管制后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为我国的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与依据。

（二）研究意义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之一，主要存在两派迥异的观点，一派属于反对论，认为应该停止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是当下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正是由于贸易的存在，才使企业有了扩大生产的动机，从而无度的开采和使用资源，也正是由于贸易的存在，在追寻利润最大的化的过程中，使企业无视环境成本内生化，而贸易的自由化起到了扩大作用，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加速器；另外一派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对环境质量的偏好越来越强烈，从而促使当局实施环境管制政策，对污染加以治理，进而改善环境，与此同时，环境管制政策的实施还会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逐步降低各行业污染程度，在长期表现为环境的改善。

选择“贸易自由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这一研究论题，意在通过对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以及环境管制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进行检验，揭示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对现阶段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时由于各国极端天气频发，在环境管制方面呈现日益严格的趋势，而这对于我国进出口结构存在何种影响，而这为我国下一步制定相互配合的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参考，有利于我国协调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二、贸易自由化对于环境的抑制效应

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分别反映了随着市场进入机会的增加，产量的增加对于环境的影响；工业结构的变化会带来相对产品价格的变化；技术转移

的结果最终会影响生产过程。一般来说，规模和技术效应分别对环境产生负的效应和正的效应。而结构效应的直接影响则有些难以预测。因此最近几年来技术效应一直是研究界争论的主题之一。同时也产生了两派观点：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PHH）。

（一）要素禀赋假说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要素密集度而非环境政策是贸易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这种观点下，发达国家拥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无论环境管制如何都会生产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换句话说，该假说认为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更有可能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Tobey(1990)、Grossman和Krueger(1993)、Jaffe等（1995）、Mani和Wheeler(1999)都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的检验结果都认为环境管制与贸易模式无关。Grossman and Kruger(1993)通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发现开始空气质量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恶化，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得一旦出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空气质量与收入的增长呈现同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倒U型的关系就是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该篇文献同时也把国际贸易对于环境影响的效应分析分为三个方面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从而建立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Copeland and Taylor (1994, 1997)通过建立了一个南北方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一种主要要素，拥有连续的产品集合以及不同的污染密集度，研究发现除了来自相对环境管制的比较优势以外，由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相对优势也是解释污染与清洁型产品在各国之间进行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Sung-In Na(2000)对韩国各产业中所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研究发现，存在一个较强的内在驱动力即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方面证明了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在不考虑环境管制政策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的调整可以改善一国环境，同时建议鼓励采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引导国内产业接哦股向低能源密集度的产业转移。，

Junyi Shen(2008)使用1993-2002年中国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如何影响环境的。研究结果是大部分污染物满足要素禀赋假说，但却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同时发现在中国由于污染物的差异，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额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可能相反。而贸易自由化会使空气污染物（SO2和尘埃）增加从而导致其产生更多的排放量，

大量的环境经济模型已经描述了但仅是最近几年的模型才开始设计使用更为成熟的多区域，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框架。大部分的发展大多集中在对于数据方面的改善（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的质量以及可计算性）。Thomas Weismann, et.（2007）识别了六个主要的模型包含多部门、多区域的投入产出分析，目的是计算国际贸易中所包含的环境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生产方法、土地和能源同研究排放量一样重要。都是作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贸易中的冲击指标是作为生态发展唯一可靠的数据。

（二）“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则认为环境政策对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国的企业如果没有环境管制或者具有不太严格的环境管制，可以将环境作为是生产相对丰裕型的生产要素，污染不受管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数量在这些国家的贸易中都会增加。许多经验检验发现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例如Low和Y eats(1992)、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Heil和Selden(2001)、Jha和Gamper-Rabindran(2004)、Mani和Jha(2005)。

1. 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

Esty and Garadin(1997)认为，经济一体化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污染的避难所，主要是因为环境管制监管不严有利于促使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在“污染行业”（Hettige etal., 1992）具有比较优势，出口也多为污染与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而发达国家则多为清洁型产品(Leeand Roland-Holst,1994)。例如南美洲地区在为世界市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