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践为基础

将“以实践为基础的方法”运用到财政学研究中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决定了实践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基础和根本地位，实践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与实践相对应的是认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判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它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是建国后我国最早设立的财政学学科点，在财税领域一直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并被教育部评为财政学专业的国家重点学科。该学科点本着“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方针，力求培养既懂财政税收基本理论又通财税实务的应用型人才。几十年来，该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毕业生，他们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良好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实践决定认识，所以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立足实践需要。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科学”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哲学，因为它开创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主张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通过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学科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似乎“应该”适合财政学。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前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开创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马歇尔，把经济研究纳入可“验证”的轨道，也就是马歇尔所说的“牛顿方法”。开创规范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庇古，把经济研究纳入“伦理”的轨道。但不论是实证还是规范，都与研究对象有关。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还强调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研究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理论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还是理论实现发展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既要总结概括实践，更要自觉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成果从实践中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理论会更丰富、更完整、更发展，实践也会更成功。所以，我们在实践中要注重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能孤立地搞理论，也不能孤立地搞实践。实践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理论也会对实践产生影响，正确的理论会促进实践发展，错误的理论会阻碍实践的发展，只有将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我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一件小事正符合这一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在西方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索性不提马克思。也有少数提到的，比如熊彼特，他认为应该给马克思在学说史中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评价主要从“马克思学说”整体出发的。在经济学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要继承李嘉图的学说，并没有什么原创性成果。熊彼特的评论并不符合学说史的发展规律。在我国，一些学说史专家把马克思放在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立的地位，并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萨伊（183）以后的理论都是“庸俗”的。我以为那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应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审视其学说史的地位，而不应该仅根据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尽管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作推论。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斯密的是一致的，也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这是“价值”的惟一

源泉。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价值”源泉的时候，认为除了“劳动”之外还有“资本”和“土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这是斯密理论中的“矛盾”。一方面斯密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另方面斯密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混为一谈了。但从斯密的阐述来看，似乎并没有发生逻辑矛盾。斯密把“资本”和“土地”看作是不同于“劳动”的另外两个“价值”的源泉，但确实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是“源泉”的问题，因此姑且称之为“斯密猜想”。从斯密的整个理论来看，斯密的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斯密猜想”之上的。不仅如此，从主流经济学的源流来看，都是建立在这个不甚了了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猛烈批判为“庸俗经济学”。由于主流经济学没有证明“斯密猜想”，其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不严密的。马克思彻底否定了“斯密猜想”，把经济学说建立在一元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由此推论，必然得出“剩余价值论”的结论来。由于“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目的不同，因此马克思认为不存在统一的“经济人”假设，而认为“经济人”是有阶级性的，并且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对抗）。这可以说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说明政治斗争的必然性。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货币的表达方式来推论“本质”，但研究者在“分析”现象时却存在对“本质”的理解。在一个社会中，民间存在盈利性组织和非盈利性组织（我国通常称为事业单位），此外还有驾于两者之上的“国家组织”。在民间的非盈利性组织中，还有家庭组织，但在“交换结构”中至今仍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单位。国家组织本质上也是非盈利性的，但它处于特殊的地位，是民间组织的制度供给者和管理者。“交换结构”的制度建立和变迁是所有组织中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在货币表达的社会中，“非盈利性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收入”来源于盈利性组织，后者给人不创造价值的错觉。在盈利性组织中，“收入”是由“交换结构”中货币表达的“产权”决定的，给人造成“产权”是价值源泉的错觉。我们可以认为斯密并没有根据“错觉”作结论，他并不认为“资本”和“土地”本身会产生价值。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这是分工的条件和必然结果，或者说这种“交换结构”只能那样来处理新创价值的“分配”问题。但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在盈利性组织中可以用货币表达的“产权”获得了价值源泉的“收入”，其它不能用货币表达的“产权”却得不到；而且，这种“收入”和“交换结构”的制度贡献是不成比例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批判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一矛盾在主流经济学中表现为“生产福利”和“消费福利”的不一致；表现为“宏观”和“微观”的不一致。新制度学派虽然有“交易费用”的重大发现，但本质上并没有把“国家”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来处理，这就是“诺斯悖论”的根源。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善于应用该方法论，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好地进行。财政学科的发展是靠“人”推动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在学科发展中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是一个具体的人，在经济分析中也只是一个“经济人”，但这个“经济人”的内涵要比所有经济分析中的“经济人”内涵丰富。真正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必须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充满对其自身民族的爱；然后必须是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总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他是环境的产物；另方面一个人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和趋势性问题的敏感能力受其自身的习惯、道德情操、知识、经历，以及年龄的限制。因此，从发展的观点看，任何已有的成果总是不完善的。